温体仁的得宠与失脚
温、周相轧与周延儒的下台

    温、周相轧与周延儒的下台

    正当周延儒官运亨通、志得意满之际，由他援引入阁的温体仁却在一旁窥测时机，盘算着如何取而代之。

    周、温二人同在《明史·奸臣传》，都是奸臣，“奸”的方式和程度却有所不同，周的特点是老奸巨猾，温的特点是阴险毒辣。两个这种品格的人是难以长期合作的。根本的冲突是权力与利益，逐渐使得两人由先前的狼狈为奸，一变而为互相倾轧。在倾轧中，温体仁略处上风。他一方面百般讨好皇帝，充分发挥柔顺、佞幸的本事，使得皇帝愈来愈倾向于他；另一方面对周延儒表面上极尽曲谨献媚之能事，暗中使用计谋，准备取而代之。吏部尚书王永光罢官以后，他起用同乡亲信闵洪学执掌吏部，排斥异己，任用心腹史、高捷、唐世济、张捷等人，把持权力部门，处心积虑要搞垮周延儒。

    温体仁与周延儒第一次交锋，是围绕崇祯四年（1631）春天的会试（选拔进士的国家考试）而展开的。按照惯例，内阁首辅政务繁忙，不能担任会试的主考官，而由内阁次辅担任。科举时代的主考官地位崇高，那些考中的名士，要尊奉主考官为“座主”，向他递上“门生”的帖子，形成座主与门生的特殊关系。周延儒深谙其中利害，不惜破坏这个惯例，担任主考官，就是为了网罗自己的门生，扩大自己在朝廷中的地盘。目的果然达到了，他的姻亲（连襟）陈于泰会试廷对（口试）第一，他的老友吴禹玉之子吴伟业（梅村）考中状元，复社名士张溥、夏日瑚等人进士及第，都成了他的“门生”，扩大了他的政治基础。

    内阁次辅温体仁对此极为不满，大造舆论。于是乎，关于此次会试的隐情被揭发出来。有人说，周延儒秘密嘱咐各个分房考官在呈卷以前，偷看密封的号码，从中舞弊。有人说，吴伟业的本房考官李明睿按照周延儒的意思，做了手脚，把吴伟业的卷子放在最前面，让皇帝第一个看到。这些风声通过温体仁的亲信薛国观，传达到朝廷，闹得沸沸扬扬。御史正准备弹劾时，老奸巨猾的周延儒抢先一步，把吴伟业的卷子送给皇帝御览。朱由检看了以后很满意，提笔批了八个字“正大博雅，足式诡靡”，把吴伟业圈定为状元。既然皇帝已经圈阅、表态，大臣们就不好再说三道四了。

    这场风波，周延儒棋高一招，既得了好处，又平安度过，使得温体仁精心打造的舆论终于落空。但是他与温体仁的矛盾也因此而明朗化，正如陆世仪《复社纪略》所说，这一事件是“温、周相轧之第一事”。

    周延儒此人颇有才干，但品行不端，过于贪婪，仗着大权在握，肆无忌惮。大同巡抚张廷拱、登莱巡抚孙元化都用巨额贿赂，而得到他的提拔。他的子弟家人横行于乡里，兄长周素儒依靠他的关系在锦衣卫搞到“千户”的职位，他的家人周文郁也当上了副总兵。种种贪赃枉法劣迹逐渐曝光，引起言官对他的弹劾。

    待到崇祯五年（1632）二月，毛文龙旧部孔有德、耿仲明在登州发动叛乱，俘虏登莱巡抚孙元化，舆论哗然，人们不约而同地把矛头指向周延儒，一针见血地指出：指使叛乱的不是孔有德，而是孙元化；促成孔有德叛乱的不是孙元化，而是周延儒。

    面对连珠炮似的弹劾，周延儒一再为自己洗刷，甚至表示愿意引咎辞职。皇帝虽然一再挽留，但对他的宠信已经不如以前了。而温体仁又在暗中使力，企图一举扳倒周延儒。周延儒也毫不客气地指使亲信——兵部员外郎华允诚，不加掩饰地攻击内阁次辅温体仁与吏部尚书闵洪学“朋比为奸”。

    朱由检似乎已经感悟到周、温二人在暗中较量，不露声色地作出处置，双方各打五十大板，堵住互相攻击的势头。他们互相倾轧的第二个回合，双方打了一个平手。

    此后，周、温之间的矛盾愈发尖锐了，各自指使亲信弹劾对方，言辞愈来愈激烈。崇祯六年（1633）三月，温体仁唆使刑科给事中陈赞化弹劾周延儒“招权纳贿”，抛出了一条极为惊人的材料：周延儒曾经对阁臣李标说：“余有回天之力，看来今上是羲皇上人。”所谓“今上”指的是当今皇帝；所谓“羲皇上人”指的是伏羲氏以前的远古部落领袖。周延儒狂妄到不把皇帝放在眼里，看作是可以任意摆弄、不明时势的过时明星。把皇帝说成是“羲皇上人”，在当时是大逆不道的欺君罔上之罪。

    这一招果然厉害，极大地激怒了皇帝。平心而论，朱由检根本不属于“羲皇上人”之类的庸主，怎么能够容忍内阁首辅如此露骨的蔑视！他立即追问陈赞化此话从哪里听来？陈赞化举出的证人有：上林苑典簿姚孙渠、给事中李世祺、前湖广副使张凤翼，使得周延儒无法抵赖。

    周延儒处境岌岌可危，不得不向温体仁求饶，希望他出面向皇帝求情。温体仁哪里肯放过这么好的机会，不但不拉他一把，反而落井下石。崇祯六年六月，周延儒无可奈何地向皇帝提出，因健康不佳请求辞职。温体仁巧妙地利用代替皇帝票拟谕旨的权力，拟旨：准予告老还乡。

    周、温互相倾轧的结果，以周延儒的失败而告终。温体仁的手脚做得十分干净，不露什么痕迹，没有引起皇帝的怀疑，很自然地登上内阁首辅的宝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