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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谦益“革职听勘”
钱谦益受到温体仁、周延儒之流的诬陷，革职听候审查，对于官场的险恶感慨系之。他的《初学集》收录了他为此而写的诗二十首，标题赫然写着“奉严旨革职待罪感恩述事”，革职待罪还不忘感恩，实在是身处官场的无可奈何。其中一首写道：事到抽身悔已迟，每于败局算残棋。
都门有客送临贺，廷辨何人是魏其？
杨柳曲中游子老，车轮枕畔逐臣知。
寒灯冷炕凄凉夜，不醉何因作酒悲？可以看出，他的“感恩”是牢骚满腹的，这也难怪，文人从政本身就意味着很难有什么好下场，在官场的钩心斗角之中，不是整人，就是被人整。早知今日何必当初？所以他要说：“事到抽身悔已迟，每于败局算残棋。”
日本汉学家吉川幸次郎写过一篇很有意思的文章《钱谦益与东林——作为政客的钱谦益》，开掘出观察钱谦益政治生涯的别样视角：他一生遭受七次重大挫折，是文人从政悲剧在他身上的完整显现。事实确实如此，他的政治生涯接连不断遭受挫折，而他又非常看重传统士大夫的最高理想——治国平天下，不甘心做一个纯粹的文人。万历三十八年（1610）进士及第，出任翰林院编修仅仅几个月，因为父亲病故，不得不回乡服丧守孝。这种守孝通常是三年，但是三年以后他并没有复出，在家乡整整闲居了十年。直到泰昌元年（1620）才官复原职，不久就遇到麻烦，那就是天启元年（1621）出任浙江主考官时，牵涉科场舞弊案，虽然查明与他无关，先是罚俸，而后还是因此而罢官。天启四年（1624）再度复出，从事清闲的《实录》编纂工作。由于和东林人士高攀龙、杨涟、左光斗等人交往密切，被“阉党”列入黑名单《东林党人榜》中，名目是“天巧星浪子左春坊左谕德钱谦益”，再次革职回乡。崇祯元年（1628）官复原职，很快升任礼部侍郎，可是好景不长，遭到温体仁、周延儒的诬陷，革职听勘。
重新审查的结果，所谓“钱谦益关节有据，受贿是实”云云，查无实据，审查官员一致坚持维持原判——钱谦益失于觉察，并未参与舞弊、接受贿赂。既然温体仁的诬陷站不住脚，那么因此而“革职”也就显得毫无道理。但是朝廷不愿为此纠错，此案只能不了了之。钱谦益只能在常熟寓所过着“无官一身轻”的无奈日子。
这件事情，由温体仁策划于先，周延儒煽风于后，朱由检轻信谗言，处理不公，引起朝廷官员的不满，人们议论纷纷。具有正义感的言官，都把弹劾的矛头指向了温体仁。
御史黄宗昌指责温体仁热衷于枚卜，企图用“结党”二字为自己没有被会推寻找原因，钳制今后反对他的言论，为他进入内阁铺平道路。
御史毛羽健指出，以前的御前会议人人都扬眉吐气，由于温体仁的作祟，现在的御前会议竟然人人愁眉苦脸，视为畏途。会推阁员的枚卜原本是一件盛事，被他用谗言把水搅浑，就此停止枚卜大典，这是奸党酿祸而诸臣代为受罪。他对温体仁所说“满朝都是钱谦益一党”的奇谈怪论，进行抨击，大声疾呼：各位大臣并没有辜负国家，温体仁一句话，怀疑“满朝都是钱谦益一党”，然后株连蔓引，企图把反对他的大臣一网打尽。钱谦益像钱谦益《钱牧斋先生笺注杜工部集》新任吏科都给事中沈惟炳指出，朝廷大臣之中因公务而有不同看法，这是“公是公非”的异同，不能一概谴责为“党”。所谓朋党门户云云，皇上即位之初就已经摈弃，为何今日还要老调重弹？
御史王相说，温体仁想用“钱谦益一党”堵塞言官的嘴巴，凡是申救钱谦益的人，都扣上“钱谦益一党”的帽子。殊不知，不救钱谦益、不攻温体仁的那些官员，岂不成了“温体仁一党”！假如此次会推名单有温体仁，他未必会把钱千秋案件旧事重提。为温体仁考虑，既然不在会推名单上，只有辞职而去，以谢天下。
温体仁人品卑劣，人所共知，这次用无赖手段诬陷钱谦益，引起不少言官的反感。御史毛九华揭发他的老底：在家乡用低价强买木材，遭到商人的诉讼，由于贿赂了崔呈秀才免于追究。“阉党”分子在杭州为魏忠贤建造生祠，他率先写诗为魏忠贤歌功颂德。毛九华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既然温体仁喜欢揭老底，他也来揭老底，而且这个“老底”更加厉害。他向人们提示一种思路：温体仁攻击钱谦益，实质是“阉党”余孽向东林人士的反攻倒算。
接连不断遭到言官的弹劾，温体仁坐立不安，作为一种以退为进的姿态，他向皇帝乞求罢免。他在奏疏中巧舌如簧，一方面把自己打扮成孤立无援的样子，说什么因为钱谦益的缘故，有上百人排挤打击，而没有一人为我袒护，企图以此向皇帝证明“无党”；另一方面信誓旦旦表示要与毛九华对质，极力否认为魏忠贤谄媚献诗之事。
崇祯二年（1629）正月二十六日，朱由检在文华殿召开御前会议，目的是向大臣们表明态度，不能容忍言官对温体仁的弹劾继续下去，为“孤立”的温体仁作后盾。因此他把申辩的权利首先给了温体仁，然后叫翰林院官员李建泰宣读毛九华弹劾温体仁的奏疏，读完，他要温体仁答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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