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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体仁的失脚
钱谦益不想就此束手待毙,不得不通过在京好友,利用官场通行的手法,托人情、通路子。他先是托他的座师孙承宗之子向司礼监太监曹化淳求援,因为自己先前曾为司礼监太监王安写过墓志铭,而曹化淳出于王安门下,互相之间有一点交情。曹化淳得知他的冤情后,深有感触,答应尽力营救。此外,他又委托密友冯舒求援于冯铨。冯舒连续三天拜访,没有见到冯铨,第四天四更时分才见到面。冯舒刚要开口,冯铨就说:“钱谦益的事,我都晓得了,如今已不妨,你可回去,教他安心。”这几句话是文秉直接从冯铨那里听到的,记录在《烈皇小识》中,算得上是当时的独家新闻。
有了曹化淳、冯铨的插手,调查案件真相,事情果然出现了转机。温体仁为了阻止曹化淳为钱谦益平反,指使陈履谦散发匿名传单,扬言钱谦益拉拢曹化淳打击温体仁;又要王藩出面诬陷钱谦益花了四万两银子求救于曹化淳。这一下弄巧成拙,激怒了曹化淳,他主动向皇帝请求查办此案。得到皇帝批准以后,曹化淳以奉旨清查的名义,大张旗鼓地审查此案。
假的总是假的,温体仁岂可一手遮天。曹化淳终于查清陈履谦父子的罪行,把他们逮捕,关入东厂监狱。他自己与东厂太监王之心、锦衣卫指挥吴孟明一起突击审讯。陈履谦供认不讳:张汉儒如何起草诬告钱谦益的状子,他们父子二人如何散发传单,制造钱谦益拉拢曹化淳的舆论。他还招供:这一切都是温体仁“一手握定”。
曹化淳把审讯笔录送给皇帝,朱由检看了以后,猛然醒悟,长叹一声:“温体仁也‘有党’啊!”他八年来一直宠信温体仁,就是因为他在政坛上是“无党”的,颇为孤立。现在种种迹象表明,他在政坛上也“有党”,也在结党营私,居然不择手段地诬陷已经革职为民的钱谦益。这种卑劣行径是他不能容忍的,痛定思痛,下定决心,除掉他眷顾八年之久的宠臣。
这一切变化,温体仁是不知道的。他还在自鸣得意,以为稳操胜券,又像往常一样,请了病假,聚集党羽策划于密室。待到大局已定时,再谎称病愈复出,给局外人造成他和此案无关的假象。这一次,他又如法炮制,住进了湖州会馆(湖州人的同乡会),一面静候佳音,一面假意向皇帝“引疾乞休”(因健康原因而请求辞职)。
殊不知皇帝早已了解真相,正打算除掉温体仁,当温体仁的亲信张至发把温的“引疾乞休”奏疏,以及他起草的挽留谕旨,一并交给皇帝时,朱由检毫不犹豫地拿起朱笔,抹去张至发的“挽留”语句,批了三个大字:“放他去!”不愠不火地表示,批准了他的辞职请求。
温体仁正在湖州会馆吃晚饭,太监前来宣读圣旨,一听“放他去”三个字,大惊失色,完全出乎意料,一慌张,筷子掉到了地上。
京城百姓听到温体仁下台的消息,欢声雷动,跑到街上举手相庆,皇帝“遭瘟”的日子可以结束了。
这时正是崇祯十年(1637)六月,温体仁崇祯三年(1630)入阁,到他垮台,虚度八年实足七年。
次年,温体仁病死在家中。
朱由检接到讣闻,不免有点伤心,毕竟对他还有一点感情,特地下了一道圣旨,赠与温体仁太傅头衔,谥号文忠(“温文忠公”)。这一细节隐约透露出,在皇帝心目中,罢他的官,只是由于他“有党”,并不怀疑他的“朴忠”,因此死后还要追谥他为“温文忠公”。清朝初年,明朝的遗老遗少回顾这一段历史,感慨系之,崇祯皇帝对于温体仁这样的奸臣,始终不怀疑他的“忠诚”,“宜其国之亡也!”那意思是说,如此忠奸不辨的皇帝,亡国是不可避免的。
怒其不争,哀其不幸,大概就是这个意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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