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体仁的得宠与失脚
郑鄤的惨死

    郑鄤的惨死

    与文震孟相比，同样遭到温体仁迫害的郑鄤，名声要小得多，下场却更惨。郑鄤，字谦之，常州府武进县人，其父郑振先是万历三十二年（1604）进士，官至礼部主事；其母吴氏是大学士吴宗达胞妹。郑家堪称常州屈指可数的世家大族。从政治立场看，郑振先、郑鄤父子有着一脉相承之处，特立独行，都为当权派所不容。郑氏父子那种进士出身的文人，初涉政坛，对政坛中的党争陷阱的险恶估计不足，稍不留神就卷了进去，而成为党争的牺牲品。

    他们的悲剧正在于此。就他们本人而言，身受儒家正统教育，一身正气进入政坛，看不惯上层官僚的不正风气，口无遮拦地品评人物，非议朝政，结果遭到当权派以“党争”为借口予以整肃，家破人亡。政治斗争的险恶，是常人难以预料的，即使你有再夸张的头脑，也难以估计。

    万历三十六年（1608），礼部主事郑振先向皇帝上了一本《直发古今第一权奸疏》，把推行没有沈一贯的沈一贯路线的内阁辅臣朱赓、李廷机斥责为“第一权奸”，把政坛高层的不良传统，称为“灯灯相续”、“薪薪无穷”。弹劾内阁大臣，本是官场寻常事，却被别有用心之徒与“党争”挂起钩来，使事情复杂化——虚拟为“东林党”向“浙党”进攻。把柄是似是而非的，其中之一就是，郑振先的儿子郑鄤在天启年间被“阉党”列入黑名单《东林点将录》，加给郑鄤的帽子是“地异星白面郎君翰林院庶吉士郑鄤”。他们的逻辑是，既然儿子是“东林党人”，那么父亲必然也是“东林党人”。另一个把柄是，当时正在东林书院讲学的顾宪成称赞郑振先的奏疏是对当权派的“顶门一针”，意思是击中了当权派的要害，使得东林书院增加了一位“畏友”。他们的逻辑是，既然得到东林书院的称赞，肯定是“东林党人”无疑。

    其实大谬而不然。郑振先的政治盟友是顾天埈，他写《直发古今第一权奸疏》是与顾天埈推心置腹磋商的结果，而顾天埈是“昆党”的头面人物，按照当时的门户之见，郑振先应当属于“昆党”才符合事实。

    何况把郑鄤列入“东林党”黑名单，完全是魏忠贤及其“阉党”的政治迫害。天启二年（1622）十月，翰林院修撰文震孟以少年新进的锐气，批评皇帝不“勤政”，上朝好像傀儡登场，了无生气。明眼人一看便知，这些话实际上是在抨击擅权乱政的魏忠贤，把皇帝当作傀儡，玩弄于股掌之上。魏忠贤当然敏感到这一点，抓住把柄，在皇帝面前挑唆：文状元把万岁比作傀儡玩偶。天启皇帝终日昏聩，对于当皇帝不感兴趣，但是不能容忍大臣把他比作傀儡玩偶，一怒之下，把文震孟革职为民。

    与文震孟同科进士及第的翰林院庶吉士郑鄤，仗义执言，挺身而出为文震孟辩护。他在奏疏中指出，这是魏忠贤一手操纵的结果，对这个权奸“窃弄君权”、“内降圣旨”的行径，进行抨击。结果是可想而知的，郑鄤以“党护同乡”的罪责，遭到降职处分，从北京放逐外地，生性执拗的郑鄤拒绝这一处分，愤然弃官回归故乡，当一个老百姓。

    郑鄤优游林下过了十多年闲适生活，但是儒家“治国平天下”的观念始终无法忘却。崇祯八年（1635），言官弹劾周延儒、温体仁正在势头上，他在公开场合扬言：周延儒不可用，而温体仁可以大用，言官应当区别对待。钱士升与郑鄤都出于钱龙锡门下，称为“先后同门”，对郑鄤的观点十分欣赏，想提携他一下，极力向温体仁推荐。钱士升写信给郑鄤，告诉他已经向温体仁推荐，要他迅速抵京。

    郑鄤为了稳妥起见，写信向好友文震孟征求意见。此时已经在朝廷做官的文震孟，深深了解温体仁的为人，又不便把话讲明，回信劝他不要来京。郑鄤误以为文震孟还不如钱士升够朋友，贸然赴京重温他的仕途生涯。

    没有料到，郑鄤的远房舅舅、原先的内阁辅臣吴宗达，出于家族的宿怨，在温体仁面前大肆诋毁郑鄤，温体仁心中已有芥蒂。文震孟虽然反对郑鄤赴京做官，但是，他既然已经来到京城，还是尽力希望温体仁予以关照，过了十多年，应该给他比庶吉士更高的官职。温体仁却主张官复原职——仍旧担任翰林院庶吉士，文震孟再次请求，温体仁一味敷衍说：从容再议。

    这些情况郑鄤并不了解，到达北京以后，马上去拜谒内阁首辅温体仁，表示感恩戴德，温体仁则对他有所保留，试探他的政治倾向，询问道：南方清议如何？那意思是借着南方士大夫对朝廷政治评论的话题，引出郑鄤的政见。

    郑鄤毫无戒备地回答：人人都说国家需要人才，没有看到朝廷任用人才。

    温体仁解释说：并非朝廷不用人才，而是天下没有人才可用。

    郑鄤居然以为对方讲的是真心话，侃侃而谈：只有大胆使用，人才会蜂拥而出；不肯用人，人才就隐伏起来了。如今外患内忧是当务之急，如果能够像萧何信任韩信、宗泽信任岳飞那样，就一定能够成功。

    这一席话，语气咄咄逼人，温体仁听来显然是在批评他不能识别和任用人才，顿时心生反感，表面上致谢，心中却在盘算：他的锋芒犹如利剑，今后必然会弹劾我，动摇我的相位。

    正好这时何吾驺、文震孟遭到排挤打击，朝廷内外舆论哗然，一向敢于讲真话的郑鄤，不甘寂寞，也跟随潮流发表了愤激的言论。温体仁获悉以后，决定狠狠整一下郑鄤。

    崇祯八年（1635）十一月，温体仁根据吴宗达提供的材料——所谓郑鄤“杖母蒸妻”（杖责母亲，蒸煮妻子）的诬陷不实之词，写成一本揭发郑鄤的奏稿。然后拿了这份奏稿，去找推荐郑鄤的阁员钱士升，说道：今日为郑某事情写了奏疏，希望与老先生一起署名。钱士升欣然答应，等到看完奏稿，才知道写的是郑鄤“杖母蒸妻”这样令人不可思议的事情，立刻面红耳赤，双腿颤抖，张口结舌说不出话来。温体仁冷笑道：早就知道老先生不愿署名。其实，温体仁也不指望钱士升署名，他只是提醒钱士升不要为郑鄤辩护，于是由自己单独署名，呈送皇帝审阅。

    皇帝朱由检是有名的孝子，提倡以孝悌之风激励天下，看到温体仁揭发郑鄤“杖母蒸妻”这样骇人听闻的事情，不仅有悖于孝悌之风，而且连起码的人伦道德都丧失殆尽，勃然震怒，下令把郑鄤逮捕，押解刑部监狱严加审讯。

    刑部尚书冯英审问后，向皇帝报告：郑氏家族信奉扶乩仙幻之术，郑鄤蛊惑父亲郑振先削发，假借箕仙的批词，谴责其母。并无郑鄤“杖母”事实，至于“蒸妻”云云，纯属虚构。冯英还说，郑鄤在社会上颇有才名，言外之意，希望皇帝从宽发落。温体仁见冯英不肯严办，借故把他革职，并把此案移交锦衣卫镇抚司审理。锦衣卫主管吴孟明接受案卷，仔细审问，认定温体仁的控告缺乏证据，大多是道听途说之词，案犯郑鄤受到冤屈，一直拖在那里，不肯结案。

    直到崇祯十年（1637）六月，温体仁罢官而去，此案仍然悬而未决。第二年夏天，北京发生多年未遇的大旱，皇帝要求全力救灾，革除弊政，平反冤狱。吴孟明把郑鄤案件作为“冤狱”上报，说郑鄤遭受冤屈，囚禁三年，没有人为之鸣冤叫屈，本衙门认为应当释放，以召天和。令人感到奇怪的是，温体仁虽然罢官，朱由检依然对他的控告深信不疑，严厉谴责吴孟明：如果真是无辜，为何至今无人为之伸冤？要他继续调查常州府的知情人。

    这时恰巧有个常州府武进县生员许曦，被抓来作证。他先是胡乱说一气，什么郑鄤不仅“杖母”，而且“奸媳”、“奸妹”；后来又立即全部推翻，说他对此一无所知。锦衣卫再次审理后，由于证据不足，向皇帝报告：郑鄤因负才名，倨傲放肆，得罪乡邻，受到诽谤妒忌，考虑到影响太大，建议作出折中处理，在革职与充军之间，由皇帝裁决。

    由此可见，此案的情节大多出于风闻之词，温体仁是故意诬陷。可是，朱由检固执己见，没有听从刑部、锦衣卫的意见，武断地作出令人震惊的裁决，造成了千古奇冤。

    崇祯十二年（1639）八月二十六日黎明，皇帝圣旨下达：“将郑鄤脔割处死！”所谓“脔割处死”，就是千刀万剐。

    这实在是匪夷所思的“圣裁”。锦衣卫反复审理后，认为革职太轻，充军太重，要皇帝在介于两者之间作出选择，皇帝居然不予理睬，判处最为严厉的“脔割处死”。这只能说，温体仁虽然走了，但皇帝还在“遭瘟”，正如《明史·温体仁传》所说：温体仁已经离去，而皇帝对郑鄤依然十分恼怒，没有任何罪证，就对他判处凌迟的刑罚。抱阳生《甲申朝事小纪》也说：真正杀害郑鄤的，始终是温体仁一个人。事实确实如此，朱由检罢了温体仁的官，却满足了他置郑鄤于死地的心愿，推行没有温体仁的温体仁主义，“遭瘟”之深，于此可见一斑。

    郑鄤的死惨不忍睹。他在士兵押解下，来到西市甘石桥下四牌楼的刑场。那里早已人山人海，屋顶上都是黑压压一片看热闹的人群。在人声鼎沸中，忽听得官员宣读圣旨，最后一句声音特别尖利：“照律应剐三千六百刀！”你看，判处一个人死刑，要在他身上割三千六百刀，这就是所谓“脔割处死”，也就是民间俗语所说的千刀万剐。这种酷刑的对象并非犯上作乱、杀人越货的江洋大盗，而是一个遭到内阁首辅嫉恨的一般文官，呜呼哀哉！

    圣旨宣读完毕，刽子手齐声吆喝，如同雷震，令旁观者不寒而栗。突然，一声炮响，行刑开始。隔一段时间，就有手拿红旗的校尉骑马疾驰而去，向宫廷大内报告所剐刀数。

    让今天的人们无论如何想象不到的是，从郑鄤身上割下来的肉，竟然被围观的京城愚民买来当作医治疾病的药料。计六奇《明季北略》写到“郑鄤本末”时，记录了他当年亲眼目睹的景象：京城愚民向刽子手买郑鄤身上割下来的肉，作为医治疮疖的药料。他感叹道：郑鄤二十年的文章气节、功名显宦，竟然与被当作“参术甘皮”之类的药材用来治疗皮肤病！计六奇简直不敢相信眼见的一切是正在发生的真实事情，一个二十年来以文章气节而闻名于世的官员，没有死在“阉党”之手，却死在朱由检和温体仁手下，而且他的肉竟被百姓争先恐后地买来医疗疮疖。除了感叹皇帝的“遭瘟”，更要感叹的是，社会的麻木，群氓的可悲。唉！那个时代，那个社会，呜呼哀哉！

    在郑鄤被捕以后，耿直的黄道周不遗余力地为他鸣冤叫屈，很坦诚地向皇帝承认，和郑鄤相比，他有“七不如”，其中之一是，文章气节不如郑鄤。他的用意当然是想说，人才难得。

    朱由检大为不满，指责他颠倒是非，竟至于对蔑视伦理、杖责母亲的名教罪人，自叹不如。并且责问道：你是什么心肠？要他立即回话。

    黄道周遵旨回话，说明他自叹不如的道理：臣与郑鄤同为庶吉士的时候，文震孟弹劾魏忠贤，郑鄤立即响应，把官职地位置之度外。我当时有所胆怯，自愧不如。现在每当写文章时，不能明白的地方，就想到郑鄤，内心以为不如，真正不如。我想以此自贬，也以此自勉。

    朱由检无话可说。

    郑鄤被处死以后，黄道周痛不欲生，浩然长叹：正直文士而被酷刑处死，还要蒙受诬陷，自古至今没有这样的先例。确实，像郑鄤那样的正直文士，朝廷实在有负于他，强加给他诬陷不实之词，使他身败名裂，还要施以千刀万剐的酷刑，历史上还能找出第二个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