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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处理方式未免有失公允,杨鹤“抚局”的大政方针是得到皇帝认可的,也体现了他的“宜抚不宜戮”的思想。崇祯四年(1631)正月他曾向陕西参政刘嘉遇面授机宜,明确指出:“流寇”也是我的赤子,“宜招抚之,不可纯剿”。他派吴甡前往陕西赈济,就是为了配合杨鹤“抚局”的展开。到后来,招抚并不像他所想象的那么奏效,就改变立场,越来越倾向于剿杀。他对洪承畴、李应期把投降的“流寇”全部杀死,不但不指责,反而赞不绝口。
杨鹤的悲剧在于,他的思路没有跟随皇帝的旨意而变化,仍一味遵循先前的宗旨不变。在遭到革职查办处分时,写了题为“微臣负不白之冤”的奏疏,为自己辩护:皇上在平台召见大臣时曾经说过,“流贼原是中原赤子,不可纯以剿为事”。臣遵照皇上的旨意,不嗜杀人。适逢皇上发银十万两,派吴甡赈济饥荒,招抚流贼。臣奉行德意,诱降神一魁,无非想把他们解散归农,如此而已。
他讲的都是事实,问题在于招抚神一魁并没有成功,再讲那些旧话已经无济于事了。
逮捕杨鹤的圣旨是九月二十三日发出的,时任山海关内道参政的杨鹤之子杨嗣昌,于二十六日从邸报中得知这一消息,马上向皇帝请求,愿意代替父亲承担罪责,其实是希望看在父子两代效忠朝廷,从轻发落。皇帝没有允许。
十月十一日,杨鹤特地从耀州赶往临潼,接听九月二十三日发出的圣旨。他知道大局已定,鸣冤已无济于事,写了题为“咫尺天颜束身待罪”的奏疏,承认自己的失误,却书生气十足地批评皇帝用人不当。他说:由臣出任总督,是用非其人。皇上平台召对时,曾当面说明,自己没有戡定祸乱的才干,也没有防守边疆的阅历。念及报答圣恩,勉为其难,不料狼狈至此,实在是自己的失误。同时他又毫不客气地指出,自己到任以后,朝廷不断从陕西三边调兵遣将,保卫京师,致使当地兵力空虚,时势一日难于一日。采取招抚的方针,也是形势所迫。
平心而论,情况确实如此。但是作为一个“束身待罪”的人,把责任往上推,绝对不是上策,不但于事无补,反而会激怒皇帝。对杨鹤的惩处,之所以无法转圜,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事实果真如此,朱由检在他的奏疏上冷冷批道:“杨鹤正在候问,不得陈辩。”根本不给他申辩的机会。
杨鹤留下的空缺,由洪承畴顶替。洪承畴战战兢兢,唯恐步杨鹤的后尘,写了“请宽前督”的奏疏,为杨鹤求情。他说:杨鹤到任以来,小心谨慎,由于灾荒严重,“盗贼”愈来愈多,东扑西生,此灭彼起。神一魁之变,实在是时势非常,出乎意料之外。恳请皇上从宽发落杨鹤。朱由检毫不松口:“杨鹤自有裁夺,不必代陈。”根本不允许别人为他求情。
不久,杨鹤被发配到江西袁州。
崇祯七年(1634)秋,朱由检提升杨嗣昌为宣大总督。杨嗣昌坚决推辞,理由是他的父亲杨鹤遭到惩处已有三年,没有心思担任这一职务。其实是提醒皇帝,看在儿子面上赦免父亲之罪。朱由检很欣赏杨嗣昌,嘉奖他娴熟于边防韬略,足可胜任宣大总督,不准推辞;对于赦免杨鹤的事,不予理睬。
崇祯八年(1635)十月,蒙不白之冤而郁郁寡欢的杨鹤,在袁州去世,至死没有得到皇帝的宽恕。家人奔往宣府镇,报告噩耗,话还未讲完,杨嗣昌惊号一声,昏厥过去。苏醒以后,已经心神迷离,半个多月不知人事。康复之后,他立即向皇帝请求抚恤亡父、恢复原来的官衔,否则,臣父不能瞑目,臣世世狗马也将不能瞑目。朱由检考虑到宣大总督杨嗣昌地位重要,同意恢复杨鹤的官衔,但是不许请求抚恤。他让了半步,等于承认先前对杨鹤的惩处有所不当;用这一让步换取杨嗣昌继续效劳,鞠躬尽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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