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鹤杨嗣昌父子的悲剧
“好个杨阁部，离我三天路”

    “好个杨阁部，离我三天路”

    杨嗣昌赶到重庆，下令各路将领在那里会师，然而各路将领或是按兵不动，或是虚与委蛇。张献忠指挥他的军队攻打汉川、中江，席卷什邡、绵竹、安县、德阳、金堂一带，所向披靡，守军纷纷弃城逃遁。正如《明史·杨嗣昌传》所说，造成了“全蜀大震”的局面。

    张献忠由水路攻下简州、资阳、荣昌、永州、泸州。杨嗣昌束手无策，企图采用分化瓦解的手法，扬言赦免罗汝才，凡是投降者可以授予官职，唯独张献忠不予赦免，到处张贴布告：“有能擒斩张献忠者，赏银万两。”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几天之后，在杨嗣昌的督师行营衙门中，出现了张献忠的传单，上面写着：“有斩阁部（杨嗣昌）来者，赏银三钱。”杨嗣昌吓出一身冷汗，怀疑左右布满了间谍。

    此时此地，督师辅臣先前的威风已经烟消云散，斗志全无，一味向皇帝大叹苦经。一方面埋怨蜀兵的脆弱，蜀将的愚蠢，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另一方面声称对手已经练成“至精至悍必死不降”的作风，“无生之路，有死之心，拼死恶斗”。这些话语流露出来的是，对张献忠心有余悸，早先的锐气早已丧失殆尽。皇帝要他“戴罪自赎”，他回答说，下属将领个个都是酒囊饭袋，只有他一个人在苦苦操心，已经无济于事。

    其实他也未必高明，每天都在和幕僚饮酒赋诗，见到风景名胜就流连忘返；甚至拿出《法华经》当作法宝，说它可以诅咒蝗虫、遏制旱灾，叫地方官如法炮制。彭遵泗在《蜀碧》中感叹：“文弱（按：杨嗣昌字文弱）其将败乎？拥百万之众，戎服讲经，其衰已甚，将何以哉？”

    张献忠的战术叫做“以走致敌”，意思是在运动中消灭敌人，运用得十分成功。从崇祯十三年（1640）八月在夔门击败张应元、汪之凤，到崇祯十四年（1641）一月在开县击败猛如虎、左良玉，半年之内，几乎跑遍大半个四川。杨嗣昌在后面苦苦追赶，累得上气不接下气，还相隔三天的路程。张献忠非常得意，一次在军营中乘着酒兴，随口溜出一首打油诗：前有邵巡抚，常来团转舞。

    后有廖参军，不战随我行。

    好个杨阁部，离我三天路。实在是真实而生动的写照。

    杨嗣昌的尾随战术终于露出了危机，导致洛阳陷落、福王被杀，襄阳陷落、襄王被杀的严重后果，以至于自己也随之一命呜呼。

    话分两头，各表一支。李自成听说张献忠在谷城起兵，立即召集部众前往会合。八月间，两支队伍相会于竹山、竹溪间，旋即分头进发。李自成从商洛山中向河南转移，杨嗣昌担心他进入中原，与左金王、革里眼会合，要左良玉堵截。李自成巧妙利用左良玉与杨嗣昌的矛盾，突破武关，进入河南淅川、内乡。这种动向对于中原战局的影响是巨大的，正如郑濂《豫变纪略》所说，李自成进入河南就好像老虎出笼，再也无法制服了。

    果然如此。李自成攻下永宁，杀死万安王朱采，接着横扫熊耳山以西，攻打宜阳、偃师、宝丰、密县，各地饥民望风归附，部队很快增加到几十万之众，名声大振。李自成把自己的诨号“闯将”改为“闯王”。

    崇祯十四年（1641）正月，李自成占领洛阳。洛阳是福王朱常洵的藩封地，此人富甲天下，却昏庸贪婪，又是个怕死鬼。被俘后，吓得浑身发抖，叩头求饶。李自成狠狠训斥他：你是亲王，富甲天下，河南饥荒，不肯拿出一分一毫赈济百姓，你真是个奴才！随即下令处死这个三百六十多斤重的大胖子，把他身上的肉，一块一块割下来，放在大锅子里面，和鹿肉一起炖煮，在西关周公庙举行一场“福禄宴”。农民军喝着酒，吃着福王肉和鹿肉，大快朵颐的同时，也解了心头之恨。

    朱由检获悉洛阳陷落，叔父（福王）被杀，大为震惊，停止上朝三天，以示哀悼。二月二十四日，他在乾清宫东暖阁专门为此召见大臣，在场的有：内阁辅臣范复粹、张四知、谢陞、魏照乘、陈演，礼部尚书林欲楫，兵部尚书陈新甲，兵科都给事中张缙彦，驸马都尉冉兴让等人。

    朱由检说：朕御极十四年，国家多事，又遭灾荒，到处人吃人，深感怜悯悲哀。近日流寇攻陷洛阳，福王被害，自己的亲叔都保不住，都是朕失德所致，惭愧至死。

    见皇上说得声泪俱下，大臣们赶紧引罪，主动承担责任，朱由检连声说：否，否。

    冉兴让说：这是气数。

    范复粹也说：这是气数所致。

    朱由检说：这也不能全怪气数，就是气数，也应当有人事补救。这几年来，何曾补救得几个？

    话题从福王之死谈到战局，就牵扯到了杨嗣昌。礼科给事中李焻委婉地批评杨嗣昌督师不力，说他自从玛瑙山大捷之后，不再有捷报，威信渐挫，建议另派一员大将协助他。

    朱由检立即为杨嗣昌辩护：督师（杨嗣昌）离开河南有几千里，哪里照管得到？鞭长莫及，你们也要设身处地为他想想。如果一味凭爱憎发表意见，就不对了。

    虽然皇上支持杨嗣昌，另一位给事中章正宸还是赞成李焻的意见，认为福王之死杨嗣昌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