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文龙与袁崇焕的悲剧
应召提出平辽方略(2)

    朱由检立即关照吏部尚书王永光、兵部尚书王在晋照办。看得出来，朱由检把恢复辽东作为营造“中兴之治”的重要举措，所以对于袁崇焕提出的要求一一满足，为了实现“五年复辽”，什么都可以答应。

    袁崇焕又提出言官的舆论监督问题，说：以臣之力制服辽东而有余，调和朝廷众人之口则无能为力，那些忌功妒能的言官，虽不至于掣臣之肘，也足以乱臣之心。

    朱由检全神贯注于“五年复辽”的方略，听得专注，不由得从宝座上站了起来。听罢袁崇焕的话，略加思索后回答：朕自有主持，你不必为浮言介意。

    袁崇焕再也没有什么条件可以提出了，只得表态：臣如果不能马到成功，收复故土，还有什么颜面见皇上！但臣才疏学浅，还望皇上指示、教训。

    朱由检没有给他什么指示、教训，平淡地说：你的陈述井井有条，不必谦虚。随后敦促他早日出山海关，实现诺言。

    在一旁的内阁大臣刘鸿训等提请皇上，赋予袁崇焕便宜行事的权力，赐给尚方宝剑，把指挥大权统一于袁崇焕。朱由检表示同意。他还招呼袁崇焕走近，和颜悦色地说：愿你早日平定外寇，以舒四方苍生之困。袁崇焕信誓旦旦地表示，一定遵照皇上心意，早日了结辽东战局，宣扬皇上威德，消灭敌寇。

    这场御前会议，显示了崇祯皇帝刻意营求“中兴之治”，急于平定辽东的焦虑心态。他即位以后，着重抓了两件大事，一是清算“阉党逆案”，二是平定辽东，应该说全部抓到了点子上。在他看来，只有办成这两件事，“中兴”才有希望，否则一切都是空谈。因此，对袁崇焕寄予厚望，几乎言听计从，全力支持。袁崇焕看透了皇上的急切心情，投其所好，草率地提出“五年复辽”的方略，来“聊慰上意”。动机固然良好，效果却适得其反。

    袁崇焕虽然清正廉洁、能征善战，毕竟缺乏谋划全局的政治头脑，尤其不熟悉在朝堂之上、皇帝面前条陈方略所使用的政治家辞令，应该模棱两可，有回旋余地。他贸然提出“五年复辽”这样的军令状，使自己陷入难以摆脱的困境，铸就了无可挽回的错误，因为他是在用“戏言”搪塞这位办事顶真的皇帝，后果是不堪设想的，无异于把达摩克利斯剑悬在了自己的头顶之上。

    以袁崇焕在辽东这么多年的戎马生涯，对敌我双方力量对比的了解，对这场战争旷日持久形势的判断，他无论如何不能违心地许诺“五年复辽”。俗话说，军中无戏言，君前无戏言。当时在场的许誉卿警告他，在英明君主面前信口开河，到时按期责功，你如何交代？袁崇焕自知一言既出驷马难追，于是提出许多苛刻条件来刁难各部大臣，力图留下回旋余地。不料未等各部大臣开口，皇帝已经一一满足，使得他再也无退路可遁。一年后，御史毛羽健冷静地回顾此事，评论袁崇焕向皇帝许下“五年复辽”的诺言，如此说：他对豪言壮语佩服的同时，也看到了问题，这并非袁崇焕平日胸有成竹的语言，眼中毫无全局观念，恐怕是仓促应对陛下的提问，不是深思熟虑的结果。确实，从当时力量对比判断，明朝方面要抵抗后金的南下，已经很困难，企图收复失地更是难上加难，“五年复辽”云云，完全是无法实现的梦想。袁崇焕日后的悲剧下场，就由这场对话而铸成了。

    这和袁崇焕的秉性有很大的关系。清初学者张岱《石匮书后集》为袁崇焕写的传记，对他的秉性有这样的评论：“袁崇焕短小精悍，形如小猱（猴子），而性格躁暴，攘臂谈天下事，多大言不惭，而终日梦梦，堕幕士云雾中，而不知其着魅着魇也。五年灭寇，寇不能灭，而自灭之矣！”基于对袁崇焕秉性的深切剖析，就可以理解“五年复辽”豪言壮语的提出，并非偶然。但是，大言不惭的结果，不仅不能“灭寇”，反而导致了“自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