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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史凭谁定是非
六月初九日,袁督师离开双岛,经旅顺口,返抵宁远。
以先斩后奏的方式处死雄镇一方的毛文龙,他毕竟有些忐忑不安,必须立刻报告朝廷。他写了一篇洋洋数千言的奏疏,在奏疏的末尾,流露出这种不安的心情,向皇帝请罪。他写道:文龙大帅,不是臣可以擅自处死的,臣不觉以身试法,擅自将他处死,实在是万不得已之举,只求有利于封疆,臣不避死罪,现在据实报告,等待处分,听凭皇上降罪,任由舆论评判。臣临奏之时,不胜战惧惶悚之至。
这是他当时心态的真实流露。尽管皇帝赐予他尚方宝剑,可以便宜行事,但是毛文龙也有先帝所赐尚方宝剑在手,与一般边防大将的地位有所不同。何况大敌当前,未经请示,竟然擅杀一名大帅,此事非同小可。无怪乎他要在奏疏中连呼“战惧惶悚之至”、“席藁待诛”了。
他的“战惧惶悚之至”并非矫情之词,情况确实很严重。朱由检接到这份奏疏,大为震惊,大大出乎他的预料。《明史·袁崇焕传》提到了这一细节:皇帝骤然获悉此事,心中非常惊骇。考虑到毛文龙既然已经死了,朝廷正要倚重袁崇焕恢复辽东,不便发作。于是下达一道谕旨,对他加以褒奖,并且要求公布毛文龙的罪状,用以安抚袁崇焕的不安心情。
朱由检左右为难,从内心而言,他不赞成处死毛文龙,可是又不能因此处分袁崇焕,使得辽东局面无法收拾。他不得不改变先前对毛文龙的优容态度,在六月十八日的批示中,明确支持袁崇焕对于毛文龙的看法。他说:毛文龙悬踞海上,浪费军饷,冒报战功,频频违反朝廷命令,不受节制,要挟跋扈。卿能够声罪正法,事关封疆安危,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不必引罪。几天之后,他又向兵部发去一道谕旨,重申他的意见:朕把辽东托付给督师袁崇焕,巩固边防,恢复疆土,在外的一切军机听任他便宜从事。毛文龙悬师海上,名为牵制,全无事实,欺诓朝廷,雄行跋扈,显露叛逆形迹。袁崇焕目击危机,就地正法,自是行军纪律,事发突然,原不必受朝廷制约。朕已下达谕旨,要他安心任事。
对于朱由检而言,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他已经把辽事全权托付给了袁崇焕,只要能够实现“五年复辽”大计,一切都可以便宜从事,处死跋扈的毛文龙当然难以问罪。
对于袁崇焕而言,处死毛文龙,可以说是一大错误,于己于国都是弊大于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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