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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布阉党逆案名单
自从天启七年（1627）十二月二十三日朱由检正式下令清查“阉党逆案”以来，“阉党”重要成员已陆续曝光，把他们的名单与罪状昭示于天下的条件成熟了。
崇祯二年（1629）正月十七日，朱由检召见内阁大学士韩爌、李标、钱龙锡，以及吏部尚书王永光、都察院左都御史曹于汴等人，要他们确定“逆案”名单。规定他们必须集中在内阁审阅有关罪证材料，按照罪状分别为首恶、附逆、谄附、倾陷、拥戴，然后会同刑部尚书乔允升，依据法律作出处理。他的宗旨是除恶务尽，但是那些阁部大臣却有点畏首畏尾，力图以和稀泥的方式了结此事。韩爌、钱龙锡等内阁大老，虽然并非“阉党”分子，但都不想树敌过多，招来麻烦，因此第一次报上去的名单只有四五十人。朱由检很不满意，要他们广泛搜求。第二次报上去的名单仍然只有几十人，朱由检发怒了，指责他们不肯按照他的旨意办事，说：魏忠贤一个人在宫内，如果没有外廷的逢迎，怎么落到如今这个地步？你们并非不知道，而是害怕结怨。
过了几天，朱由检再度召见内阁大臣，把一个黄色包袱交给他们，里面全是为魏忠贤歌功颂德的奏疏，要他们把这些“结党实迹”整理出来，一一列入名单。阁臣们知道难以回避，便寻找借口推脱：臣等职掌仅限于票拟谕旨，不熟悉法律。再次显露出畏缩怯懦的心态。朱由检不得不委托吏部尚书王永光来操办此事，王永光也不愿意挑这副担子，回答说：吏部只熟悉官吏的考核，不熟悉法律。其实，王永光心中有鬼，不久就有人指责他“阴附阉党”，现在又企图“曲庇香火”，为自己留下回旋的余地。朱由检只得把这项工作交给刑部尚书乔允升。
如此反复多次，“阉党逆案”名单才得以确定。
崇祯二年（1629）三月十九日，朱由检以谕旨的形式公布“钦定逆案”名单。
此次清查阉党逆案，除首恶魏忠贤、客氏已明正典刑，其余七类，“首逆同谋”六人，“交结近侍”十九人，“交结近侍次等”十一人，“逆孽军犯”三十五人，“谄附拥戴军犯”十五人，“交结近侍又次等”一百二十八人，“祠颂”四十四人，共计二百五十八人。如果加上漏网名单五十七人，则共计三百一十五人。
“首逆同谋”六人：兵部尚书崔呈秀，宁国公魏良卿，锦衣卫指挥使侯国兴，太监李永贞、李朝钦、刘若愚，按照“大逆”律减等，一律拟斩。
“交结近侍”十九人：提督操江右佥都御史刘志选，太仆寺署事御史梁梦环、倪文焕，兵部尚书田吉，蓟辽总督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刘诏，太仆寺少卿孙如冽、曹钦程，大理寺副许志吉，刑部尚书薛贞，工部尚书吴淳夫，右副都御史李夔龙，丰城侯李承祚，国子监生陆万龄，锦衣卫左都督田尔耕、许显纯，锦衣卫同知崔应元、张体乾，锦衣卫右都督孙云鹤、杨寰等，按照“交结近侍奸党”律，一律论斩。
“交结近侍次等”十一人：大学士魏广微，工部尚书徐大化，吏部尚书周应秋，兵部尚书霍维华，御史张讷，总督尚书阎鸣泰，太仆寺少卿李鲁生，右副都御史杨维垣，南京兵部右侍郎潘汝桢，昌平都督郭钦，孝陵太监李之才等，按照“交结近侍奸党”律减等，发配边疆充军。
“交结近侍又次等”一百二十八人，惩处较轻。例如：内阁大学士冯铨、顾秉谦、张瑞图、来宗道，户部尚书郭允厚，工部尚书薛凤翔，太仆寺少卿李蕃，户部尚书张我续，工部尚书孙杰，延绥巡抚朱童蒙，工部尚书杨梦衮，右都御史李春茂，吏部尚书王绍徽，左都御史曹思诚，光禄寺卿阮大铖，漕运户部尚书李精白等，只判处“削籍”（削除官籍）。又如：内阁大学士黄立极、施凤来、杨景辰，吏部尚书房壮丽，督师辽东兵部尚书王之臣等，只判处“冠带闲住”（罢官）。
由此可见，要真正做到“除恶务尽”，谈何容易！
在清查“阉党逆案”的同时，崇祯二年（1629）恰逢考察京官的“京察”，也在进行中，其宗旨毫无疑问是清除官僚队伍中的“逆党”。遭到清除的有：为魏忠贤生祠卖力、屡次向魏忠贤献媚的太仆寺少卿李宣培，拆毁白鹿洞书院的南京太仆寺少卿彭惟城，为崔呈秀专干坏事的太常寺卿蒋一骢，为王绍徽出谋划策的浙江巡抚、兵部右侍郎张延登，把田尔耕认为同宗的四川巡抚、右副都御史田仰，以魏忠贤幕客身份充当《三朝要典》实际总裁的大理寺左寺丞谢启光，以周应秋女婿充当魏忠贤义孙的礼部郎中虞大复，吹捧魏忠贤是“魏祖爷真活神道，到处通灵”的礼部郎中周宇宠等。
从以上揭发出来的材料不难看出，在“阉党”专政的非常时期，大批官员卖身投靠魏忠贤，极尽奴颜婢膝之能事，为了自己升官发财，对魏忠贤及其亲信献媚邀宠，无所不用其极。到了“阉党”垮台，又千方百计地隐匿掩饰，妄图蒙混过关。“京察”中所揭露出来的只是一部分，不少人还是成为漏网分子。可以设想，假如不清查“阉党”逆案，要想推行新政，几乎是不可能的。以皇帝圣旨的名义“钦定逆案”，清除几百个“阉党”分子，无论如何是必要的、合理的。夏允彝在《幸存录》中说，“逆案”有些过于扩大，导致后来不断有人企图翻案。这是一种似是而非的书生之见。事实恰恰相反，崇祯一朝“逆案”中人屡屡企图翻案，到了弘光朝这种翻案风更加嚣张，不仅说明清查阉党“除恶务尽”的方针是何等必要，而且说明由于当时主事大臣手下留情，从轻发落了一些要犯，留下的后患是多么严重。
纵观整个明朝，宦官擅权造成政治祸乱，共有三次，即王振、刘瑾、魏忠贤，一次比一次厉害，而魏忠贤之乱差一点导致社稷颠覆。原因就在于，宦官与朋党合而为一，结成所谓“阉党”。身临其境的政治家兼学者文震孟说得好：王振、刘瑾之时，小人依附他们，被舆论看作“旁门曲径”，偷偷摸摸，唯恐别人知道；到了魏忠贤之时，小人堂而皇之地依附，看作“康庄大道”，“共知共见”，与小人对立的正人君子，全被魏忠贤看作仇敌。概括成一句话，就是：“以众小人之仇仇天下，而君子始涤地无类矣。”
朱由检排除种种干扰，对“阉党逆案”进行最大限度的清算，是具有政治家远见卓识之举，是值得称道的有声有色的大手笔。反映毛文龙海岛拥兵情况的《毛大将军海上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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