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的寡妇》　第三部分
俄亥俄州第一百零四连（1）

    内森•斯泰尔斯中尉，俄亥俄州第一百零四连

    我看见一个小叛乱分子，不会超过十二岁，被一堆死人压得窒息。窒息。我从没考虑过这样的可能。只有他的脑袋伸在死人堆的外面，我思考片刻，觉得他正看着我，想要说些什么，只是没有空气他说不出来。他不能呼吸，天知道他哪里中了枪。他的上下颚翕动着，眼眶里噙满泪水。我最后一眼看见他时，只见他被另一个人整个儿地压着，闭上了眼睛。似乎有一股波浪从他身上冲过，把他推到了海上。

    我们把装了子弹的来复枪传递给雉堞旁的射手，他们把发烫、冒烟的空枪传回来重新装子弹。一些邦联军士兵爬到了我们的工事顶上，但是立刻就被我们打了下来，于是他们的尸体就躺在了我们的战壕里。战壕里也有我们自己战友的尸体，大多数是因为想要偷看敌人的进攻，而被击中了头部。我们的大多数小伙子只是把他们的来复枪举过头顶，伸到壕沟的原木外面，朝着发出恐怖叫声的大概方向开枪。壕沟里有很多尸体，我们只好从他们身上踩过去，我怕他们很快就会把我们的战斗岗位也挤占了，我们就只好退出，然后他们会挤占我们周围的每一个地方，直到我们像那个肮脏的、喘不过气来的小叛乱分子一样窒息而死。

    要是我知道保卫突出部意味着什么，我就不会取笑上校的富有远见的话了。我们三面被围，突出在主战线外面，只要我们两边的部队稍微兴奋一点、朝着任何在他们前面移动的东西开枪的话，就会打到我们的阵地，我们就要派人过去告诉他们，别他妈乱开枪。我为此已经损失了两名传令兵。

    为了构筑工事，我们占用了轧花厂很多的木头和钢铁——木板，搁架，螺旋压力机的控制杆，在这过程中我们把库存的棉花包暴露在了叛军火力的群射之中。被打散的棉花包里飞出来的白棉絮很快就把我们裹了起来，其余的很多棉絮飘到了我们前面的阵地外面。我偶尔冒险朝阵地外面看一眼，只见那些棉花像新下的雪落在了尸体上。这就是那天我们忘不了的事情之一，也是让我想到我活在另一个世界的事情之一。这件事情可怕可爱又出人意料。

    他们为什么不停地冲过来呢？战斗开始后的第二个小时，杀戮变得毫无趣味，因此当一个叛军出现在我们的壕沟顶上，挥舞着一面旗帜或一支来复枪时，我们就喊话让他下来，把他俘虏过来，而不是开枪打死他。除非他非常危险。危险分子最后的下场就是横尸壕沟。

    俘虏们似乎非常轻松。一开始他们不能确认到底发生了什么，接着是短暂的惭愧，然后意识到他们还能活命，于是一个个如释重负，大喜过望。我看见一个人快要哭了，而另一个则逮着谁拍谁的背。

    “你们战斗起来都像他们的疯狗。让这些可怜的小伙子休息一下，听见没有？你们有吃的吗？这支枪挺不错，能给我吗？开玩笑而已，朋友，开玩笑而已。我从没见过像那边那样的农田。你从这里看不见，烟太浓了。不过，你们把我们撕碎了，一点没错。我只是说说而已。你要是看见了，准不会相信。到后方去的路怎么走？我倒不是要显得鲁莽，不过这已经让我受够了。”

    他们还在不停地冲上来。他们不停地向我们发起冲锋，一次一次又一次，每次又都退回去，留下缺胳臂断腿的人躺在草地里，扔得满地都是的来复枪在暮色中微微发亮，软绵绵的旗帜抓在倒地的旗手的手里。我们的一些士兵开始拾取战利品，日后他们将收藏这些东西。

    “那边那个小伙子，看见他了吗？我要拿他的背包。不，就在那边，看见了吗？那个家伙下巴都被打掉了。你怎么会错过他呢，就在那边地上么，他的舌头都伸了出来。看样子他的一只眼睛也没了。说不准。那里，现在你看见了吧？他还有一把漂亮的刀，我也得把它弄过来。”

    我打断了那人的话，但是我明白这件事的紧迫性。我自己也想从那里拿到点什么。我抬头看着被一颗又一颗子弹打坏的轧花机。我想把整个战争抛在身后，然而我看到了这个战场上某种值得纪念的东西。这不是一个神圣的战场，但是我要感谢上帝让我看到了它。以后我不管看见谁，都会在心里问一声，他会犯什么样的罪。知道这一点似乎很重要。

    就在这场白日梦做到一半的时候，我意识到，我一直听到的劈里啪啦的声音不是枪弹打在轧花厂厂房上的声音。我被碎木片溅到之后，抬头看了一下，发现枪弹打在木板条上发出的是噗噗声。而那劈里啪啦的声音是对面传来的，来自阵地外面。死人和快死的人紧紧挤在一起，敌军只能踩着他们的身体冲锋，脚、胳臂和肋骨都被踩碎，那劈里啪啦的声音就是骨头碎裂的声音。

    我试图让手下不要朝旗手开枪，但是我无能为力。恰恰相反，看见那些旗帜，我的手下就平添一股怒气，我想每个人都有各自的理由吧。所以那个声音嘶哑的年轻人狂叫着，天知道在叫些什么，他挥舞着旗帜招集部队的时候，倒在了我们的工事前沿。他没有看见部队上来，就面朝着他的人们向前跌倒，双臂伸出像要拥抱他们似的。我们看见那个部队艰难地穿过铁丝网，我们开枪打死了他们。我们看见幸存者集中起来，由一个目光凶狠的年轻军官率领，我们把他也打死了，还有他的马。我们打死了他们很多人，其他人依然跌跌撞撞地朝阵地冲来。那大个子旗手从一个冲到一半就倒地的战友手中接过旗帜，然后他像个扑哧扑哧的火车头似的冲过来，偶尔吼上几句，好像让其他人迟疑了片刻，然后才继续往前冲。显然他不是个天生的领袖。然后他死了。

    我彻底放开了。杀戮不再是毫无趣味的事情。我杀得性起，能杀多少就杀多少，因为我看见我们的很多年轻人被杀了，他们中大多数在通过阵地上的板条往外看时，不是眼睛就是额头被打中了。我们的战壕里躺满了双方的尸体，我只好指定两个人负责尽可能把尸体拖出去，让我们能有个站的地方。不，到了那个份上，我杀起邦联军来已经毫不手软。战斗的最初震撼已经过去。我麻木了。

    但是枪杀一个不带武器的人，这是值得追究的，尽管他扛着他们该死的旗帜，似乎还是属于越界的。那种对事业的绝对信念，为完成一种象征性的任务而甘冒生命危险的精神，这是值得我尊重的，尽管它看上去那么鲁莽。一个拥有这种盲目勇气的人，会让人想到一种最原始的东西，也许最好将其遗忘，但依然不同凡响。

    但我出手太慢，没能救得了那第一个旗手，他倒了下去。就在那时，我注意到了另一个人。

    我看见他在二十码开外，准备拾起一面面旗帜。他个子很高，有一双忧郁的棕色眼睛，当那些旗帜摇晃着倒下时，他好像叹气了。不过最令我难忘的是，他没有奔跑。他走到了旗帜跟前，把手枪扔下。抓住旗杆，然后转身朝我们走来，就像走在一个游行队伍的前头似的。他默默无语，只是把旗帜高高举过头顶。他还在微笑，我觉得这正是让我们的小伙子们犹豫的一个原因，从而给了我干涉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