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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医学上是个谜。像我认识的富兰克林的其他女士一样，我在陷于悲伤中的时候，医生就会开给我鸦片酒，而与其他女人不同的是，我一直深深地沉浸于绝望和——是的，我知道——我的怪癖中。根据克里夫医生的说法，这不是一般的后果。我以前的圈子里的女士们在把她们的丈夫或孩子送去作战之后，有了这个装鸦片酒的小瓶子，睡觉就不会做梦。她们可以走来走去，假装在料理家务，但其实她们白天都是在一种麻木不仁的状态中行走，在跟人讲话的时候，从来不曾完全清楚地知道是什么时候开始的，或什么时候该结束。
但事实上，我从没喝过鸦片酒。我每天都从酒瓶里往一个香水瓶里倒一点儿，我把这个香水瓶藏在我衣橱的隔层里。每个月左右，约翰都会准时给我再拿一瓶来，我就每天都往香水瓶里倒一点儿。我最多只能开这些了，因为哪怕再多一点儿，要是她一不小心一下子喝了的话，就会要了她的命，克里夫医生曾这样对约翰说，他以为我不会听见。
好多年前，我看着我才三个月的儿子约翰•兰达尔夭折，这是第一个离开我的孩子，从那以后，我收集了几十剂几十剂致人死命的鸦片酒，日复一日，使用的香水瓶越来越大。他的眼睛那么大，而他的身体又那么小，当他往上看我时，他的眉头老是皱着，露出痛苦和乞求的神情。我看到了天真无邪存在的可能，也看到了针对这种想法本身，针对我，针对我的儿子犯下的骇人罪行。有时候痛苦会停止，他会笑，而当我也冲他笑，向他显示我爱他时，他是个最奇妙的小东西时，我的眼泪却禁不住流出来。后来他不再笑了。他在这个世界里毫无防御能力，所以我更爱他，恨这个世界。每天我一醒来，就到衣橱里把瓶子拿出来。我在手里掂着它的分量，问我自己那天要不要把它喝掉，每天的回答都是不。然后我就把瓶子放回那个秘密隔层里，把那扇秘密的门关上。有些日子我思念这个瓶子比思念其他东西都厉害，有一次我还拔出了瓶塞，但我总是又把它塞回去。
不过我知道瓶子在那里。我每天都知道我会死的，这个东西会帮助我。我想要的不是死亡提醒器。我周围的一切都是死亡提醒器，每个房间，每张墙纸，每扇窗子。我不再需要那个提醒器。我想要的是，要知道我那些临死的孩子在他们最伟大的时刻都知道些什么，也就是他们挣扎着求生的勇敢而坚强的时刻。我从没见过我的孩子们像那一刻时那么有力量，窒息，颤抖，轻轻地说着向我道歉的话。他们的道歉。他们是在他们临死前最清醒的时刻。我想，我要是能像他们一样知道得那么清楚的话，我就能和他们分享一些东西，这些东西永远不会从我的记忆里消退或像他们坟上的石碑一样碎裂。
亲爱的妈妈，
上次写信给你说到玛莎，现在我必须做点补充。这件事沉甸甸地压在我的心头，虽然我是想恰如其分地赞扬她几句，可还是觉得我必须纠正几个错误的说法。玛莎并不是平静地到她的造物主那里去的。她很害怕，向我哭喊，虽然我想帮她，但我无能为力。当她眼睛里的光昏暗之后，我不知道她看见了什么，但我永远都会记得那种恐惧。我祈求我们的救世主张开双臂欢迎她，要是有人能得到这样的欢迎的话，那这个人就是玛莎，但我不能肯定。我希望在我自己被接到我的安息地之前，再也不要看到这样的事情。现在我告诉你这些，只是因为我不想让我对我的玛莎的记忆中有任何不确切的成分，不管用意多好。请原谅我。
你亲爱的女儿，
卡丽
我站在花园里，冰凉的感觉爬上我的双脚。我曾让娇嫩的蔷薇渴死，它们的位置被野草和别的东西侵占——一些活的东西，对识别力差的眼睛来说，就像死的一样。人家说，花园的衰败是件糟糕的事情，但我却不是这样想的。衰败是自然的。当初我侍弄那小块地皮，除草，锄地，想要阻止不可避免的事情的发生，现在想起来未免好笑。让我伤心的不是我的花园，不是我的屋子，也不是小小的家庭墓地和它新竖起的墓碑。
死神从一开始就跟我在一起，现在我的家将成为一所医院。我不是个病态的女人，但是如果死神要跟我作对，那好，我不会把头掉开。要么跟我说你非说不可的话，要么就别理我。我没有把目光移开。我看见了。那花园，墓地，玛莎的房间——我有力量。我有别人没有的力量。不，我不会再要一个孩子。不，我不会播下新的种子。我不会离开我的屋子或改变它的布局。我也不愿整天跟镇子里的女士们闲聊，抚弄她们的鸦片酒瓶，以此来麻醉自己。我没必要跑。我没必要忘记，我没必要让自己宽心，我没必要无视我的生活中最明显的事实：我喜爱的东西死了，我失去了它们。就让那伤口敞开着吧。我明白我能忍受这样的痛苦，甚至有时候还渴望这样的痛苦。克里夫医生对约翰说，我正在抑郁的黑暗圈子里急剧下降，但对我来说，这只是一种力量。死亡再也不能让我感到害怕。
如果这样的代价是表面上的疯狂和无视生者的所作所为，那么这样的代价我是付得起的。这是一种我乐意付出的代价，因为这种感觉就像报复。我又环顾了一遍花园，轻轻一抹，就敲倒两棵老向日葵的褐色的花梗，看着它们倒伏在黑漆漆的地上，倒在腐烂的叶子中间。然后我进了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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