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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页 > 社科总馆 > 历史资料 > 中国大审判 > 江青、康生勾结,作恶多端(2)

江青、康生勾结,作恶多端(2)吕相友 中央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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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江青、康生是诬陷、迫害刘少奇的罪魁祸首

  1967年1月6日,刘少奇在家中突然接到从首都医院打来的电话,自称是医院大夫的人告诉刘少奇,说他的小女儿苹苹放学回家的路上出了车祸,脚部粉碎性骨折,需要手术,要家长签字。刘少奇和王光美心急如焚,原来周总理是有话的,不准他们离开中南海半步,可是,这时他们却顾不得了,驱车赶到医院,刚下车就被事先等在那里的清华大学“井冈山造反派”劫持了。在周总理派人极力干预下,王光美挺身而出,这才放回了刘少奇。这是康生和江青暗示蒯大富安排的诡计。

  1967年7月,江青、康生、陈伯达擅自决定批斗刘少奇,对他进行人身迫害并抄家。江青伙同康生、谢富治擅自建立“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由江青亲自领导,她说:“康生有延安整风的经验,他当组长,专案组我要直接抓。”

  江青要康生向毛主席建议请示建立刘少奇专案、邓小平专案、陶铸专案。毛主席说,不能立,都是八届十一中全会选的常委。康生告诉江青,江青不顾毛主席反对,在专案组中说,“不能立,也要立,那就放在彭真案里头一起整”。“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就这样擅自成立了。

  鲁迅先生曾经说过:“盖天下的事,往往决计问罪在先,而搜集罪状(普通是十条)在后也。”江青、康生他们正是这么干的。他们一定要把刘少奇打成“叛徒、内奸、工贼”,逼供、作伪证造假案。他们先制造了所谓“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本来此案与刘少奇无关,可是江青、康生多次找中央组织部长安子文逼供,要他出伪证,多次均被安子文拒绝。他们为了逼供取伪证,于1967年5月至10月间,逮捕关押了河北省副省长杨一辰以及丁觉群、孟用潜、王世英等11人。

  康生制造了一个绝顶荒谬的逻辑,“妻子是特务,丈夫一定也是特务。”于是,江青、康生一定要把王光美打成“美国特务”。他们先是折磨北京市副市长崔月犁,因为1946年国共谈判期间,崔在北京市做地下党的工作,介绍王光美到军调处当我方的翻译,江青一伙威胁崔出假证,证明王光美是特务;他们还向与王光美在军调处有工作关系的刘仁、武光、任彬等人逼供。任彬被活活整死,北京市副市长刘仁被扣上“特务”的罪名,被视为王光美特务案的“证人”,在监狱里戴了五年手铐,寒冬腊月连棉衣都不能穿,只能披在身上,最后被折磨惨死在狱中。

  江青一伙用刑讯逼供编造出来的“口供”,将王光美罗织成“特务”的罪名,由康生亲自修改《王光美特务问题情况报告》,将“基本可以断定”改为“根据现有材料证明”,王光美不仅是“美国特务”,而且是“日特”、“国特”。按照康生的荒谬逻辑,刘少奇也就成了“美国特务”,而且是“美国远东情报代表(又一说是特派员)”。

  康生惯于信口雌黄,是制造冤假案的刽子手:在延安时期,他把王实味的思想问题,上升为政治问题、“托派思想”、“托洛茨基分子”,说“托派和日特、国特是三位一体的奸细”。1943年4月,康下令将王实味逮捕。1947年3月在行军途中王实味被杀害。今天,康生又用同样手法来迫害刘少奇。

  在江青、康生指挥下,因“刘少奇、王光美专案”在全国被捕受审的有67人,受牵连的不计其数。

  就是在这种凭空捏造假证的基础上,江青、康生指挥“刘、王专案组”炮制了《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当时的江青可是得意忘形,欣喜若狂了,1968年9月16日,江青在诬陷刘少奇的一大本“罪证”上批字:“我愤怒!我憎恨!一定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刘少奇是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大特务、大反革命,可以说是五毒俱全的最阴险、最凶狠、最狡猾、最歹毒的阶级敌人”。第二天,康生写信给江青,说刘少奇是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大卖国贼、大汉奸,“我觉得他这样干,这样久的做潜伏的内奸活动,似乎很早就受到帝国主义的特务训练的”。

  江青、康生等人必欲将刘少奇置于死地而后快。江青与谢富治的下列对话,是很耐人寻味的。

  江青在制造刘少奇、邓小平、陶铸的冤案时说:“现在弄不好也是要杀头的。一旦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彭真这些家伙上了台,不割我们的脑袋才有鬼呢。你们想过没有?这些家伙心甘情愿被我们打倒吗?不,他们做梦都想着复辟!”谢富治恶狠狠地回答说,“是啊,这很危险。自古道,杀人杀死,救人救活,刘邓陶这些人既然打倒了,就不能再让他们爬起来,一定要把他们的专案搞成。”

  康生、江青为了给刘少奇罗织罪名,1967年,他们故意颠倒是非,制造了所谓“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的大冤案。

  那是1936年,刘少奇作为中共中央代表在天津主持北方局工作。有一批共产党重要干部被捕,关在狱中。考虑当时的抗日斗争形势,迫切需要干部,北方局组织部部长柯庆施向刘少奇建议,并报告中共中央。当时担任中共中央总负责人的张闻天同意,决定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61人,履行监狱规定的手续出狱,投入新的工作。他们其中的一些人在被选为中共“七大”、“八大”代表时,都作过审查。此事康生完全清楚,他却借诬陷刘少奇之机,把历史已有结论的旧案翻了个个,给他们戴上“叛变自首”的帽子,给刘少奇安上“招降纳叛的罪名”,诬陷刘少奇和一大批党的领导干部。

  “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康生就伙同江青、林彪等人阴谋篡夺中央各部门和各省、市、自治区的领导权。康生煽动“踢开党委闹革命”,声称:“一个党校、一个组织部,一个联络部,基本上原来的领导人都是坏家伙,都是叛徒、特务、走资派。”“我们历史上,监察委员会没有起什么好作用”等等。康生提出“党校不能要”,“总的方针,斗批走、斗批散也好”,“撤销中监委、中组部,只留少数人,其余下放”。就这样,在康生等人的直接指挥下,中央机关大换班,大批干部“下放劳改”,许多干部被打成“反革命”,遭受残酷迫害。

  1967年2月16日,谭震林、李先念、李富春三名副总理和徐向前、叶剑英、陈毅、聂荣臻四位元帅,在怀仁堂的会议上当面对江青、康生、张春桥、陈伯达、姚文元他们煽动造反派打倒老干部、全面夺权、冲击部队的违法活动进行了批评、怒斥。恶人先告状,他们向毛主席诬告“三老”、“四帅”攻击“中央文革小组”,反对“文化大革命”。并诬蔑“三老”、“四帅”的正义行动是“二月逆流”。一时间在北京掀起所谓反击“二月逆流”的浪潮,阴谋打倒“三老”、“四帅”。后来毛主席得知真相,为“三老”、“四帅”平反。康生又生一计,以战备疏散为名,将徐向前、陈毅、聂荣臻等同志遣送外地,为林彪改组军委创造了条件。

  江青指挥康生、谢富治两个打手制造了多少冤案、假案,1966年7月前后,捏造了“二月兵变”事件,陷害彭真、贺龙。他们由此及彼地联想,把贺龙打成“国民党”、“军阀”、“土匪”;把陆定一打成“叛徒”、“内奸”、“军统特务”;制造了“新疆叛徒集团案”;制造了内蒙古“内人党”冤案、云南省委书记赵健民冤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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