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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页 > 社科总馆 > 历史资料 > 中国大审判 > 大奸似忠的陈伯达(2)

大奸似忠的陈伯达(2)吕相友 中央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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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小小老百姓、大大野心家的供词

  1980年11月28日、29日上午,对被告人陈伯达的犯罪事实,进行了两次法庭调查。

  时年76岁,风烛残年、老态龙钟的陈伯达,步履蹒跚,是由两名法警挟扶着带到法庭的。他戴副老式深色边框的眼镜,法警扶他坐在被告席上时,他还左顾右盼望了一下,看来他的头脑清楚。

  法庭由审判长曾汉周主持审判活动,由审判员任凌云、李明贵进行法庭调查。

  法庭首先就起诉书指控陈伯达诬陷、迫害刘少奇等国家领导人的犯罪事实进行调查。审问时,陈伯达装疯卖傻,说,“我不记得了”;过了一会儿又说,“我想了很久,想不出来”、“实实在在忘记了”。

  陈伯达可以说他“忘记了”,但是历史和事实却不会忘记:法庭出示的证据证实,由戚本禹转交的一份要求批斗刘少奇的报告,是江青、康生、陈伯达圈阅擅自批准的。不仅如此,陈伯达还亲笔把报告中的“刘少奇”三个字的“少奇”二字改为“邓陶夫妇”四个字。陈伯达这么一改,便把原报告要求批斗刘少奇,改变为批斗刘少奇、邓小平、陶铸三个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他们的夫人。

  陈伯达感到事关重大,还是以“我想不起来”为由,妄图搪塞过关。法庭紧追不舍,当场两次让他看影印件,在铁证面前,陈伯达只得供认:“我的签字是事实”。

  法庭接着调查1967年11月陈伯达伙同谢富治、吴法宪利用天津破获的“中共中央非常委员会”传单案,以“追后台”为名,诬陷朱德、陈毅、叶剑英、刘伯承、李先念等15人。

  这是一件极为荒唐的诬陷案:原来天津出现的一张署名“非常委员会”的传单,是一个工人写的,并没有什么特别的背景。陈伯达却如获至宝,大追根子,竟然莫须有地追到朱德、陈毅、刘伯承几位元帅头上。听听法庭审理,陈伯达是怎样说的吧,那真是千古奇谈。

  陈伯达回答审判员追问时,竟然煞有介事地说:我有个根据,没有根据我是不随便说的。

  问:什么根据?

  答:34年前,我听说过,天津有过这么一个叫“非常委员会”的组织。

  你看何等荒唐!34年前,且不说有没有这么个组织,即使有吧,34年后,怎么能追到老帅们身上?这岂不是疯话。

  在另一次审问陈伯达迫害一批高级干部时,他倒是说了一句实话。他说:那……那时正在发疯的时刻……这倒是真的。陈伯达以及林彪、江青干出许多常人难以理喻的罪恶勾当,正是他们为夺取最高权力而利令智昏“发疯的时刻”,他们已经不顾一切了!

  法庭对陈伯达伙同林彪、江青诬陷、迫害陆定一进行调查。

  审判员任凌云问陈伯达:逮捕陆定一的报告是你批的吗?

  陈伯达回答,“不记得”,“真的不记得”。

  法庭出示和宣读了1968年5月陈伯达、谢富治、吴法宪批准逮捕陆定一的“报告”,出示宣读了1966年12月11日,陈伯达亲笔写的迫害陆定一的三条“指示”;宣读了胡干卿的证词,陆定一专案组的原负责人肖风文出庭作证。在证词、证人证言面前,陈伯达无法推卸罪责,只好承认犯罪事实。

  三、从《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到“冀东惨案”

  11月29日上午8时55分,陈伯达被再次带进法庭坐在被告席上。法庭开始对《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社论的出笼进行调查。

  这篇搅乱全国的社论发表于“文化大革命”初期的1966年6月1日。社论把广大领导干部、知识分子和群众诬陷为“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资产阶级‘专家’、‘学者’、‘权威’、‘祖师爷’”、“牛鬼蛇神”,煽动要“横扫”他们,把他们“打得落花流水,使他们威风扫地”。在这篇社论的煽动下,全国上下大批干部、知识分子、群众遭受批斗,非法关押,有的被扫地出门,造成了前所未有的恶果。

  庭审开始,审判员李明贵问陈伯达,这篇社论是不是他组织人写的和亲自审定的。陈伯达回答说:“是我审定的。是我口述,他们写的。口述和自己写的是一样的。”

  接着,法庭宣读了钱抵千和朱悦鹏的证言。他们是受命撰写社论的。证言说,他们根据陈伯达的谈话内容起草这篇社论,陈伯达对社论稿做过两次修改。

  证言宣读完毕后,陈伯达再次回答审判员的提问时说:“对这篇文章,我应负完全责任。”

  接下来,法庭对陈伯达制造的“冀东惨案”的犯罪事实进行调查。

  据记者李耐因报道,陈伯达在拿到起诉书副本以后,最害怕的是他对冀东人民犯下的罪行,那真是令他心惊肉跳、寝食不安。他一个劲儿地嘟囔“没想到”、“不知道”。事情是这样的:1967年12月26日,陈伯达窜到唐山,在一次大会上发表演说,他说:中共冀东地区组织(指解放前期)“可能是国共合作党,实际上可能是国民党在那里起作用,叛徒在那里起作用”。事实上,冀东地区在我党建立初期就有了地下党组织,李大钊就是冀东乐亭县人,唐山正是我党活跃的地区;抗日战争中,冀东是我抗日根据地,当地党组织领导人民与日本侵略军进行了殊死斗争,演出了一幕又一幕气壮山河的抗敌场景。这一地区锻炼和培养出一大批优秀干部,他们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的骨干。陈伯达的这一番讲话,把几十年间冀东的党组织、冀东的党员全部抹黑。这就是陈伯达制造的“冀东惨案”。在陈伯达1967年那次讲话后,包括唐山在内的整个冀东地区的新老党员,上至领导干部,下至村中的普通党员,许多人被戴上了叛徒、特务、内奸、假党员的帽子,使8.4万余人惨遭批斗,2955人被迫害致死,株连到的人更是不计其数,一时冀东大地一片黑暗。

  陈伯达造谣的目的是什么?就是伙同林彪、江青向一大批革命老干部栽赃,向革命人民头上泼污水,以遂他们篡夺国家最高权力的野心。

  陈伯达在特别法庭受审时,审判员就这两件事提出质问,要他回答。

  审判员问:你根据什么说中共冀东地区组织是国民党、叛徒在起作用?

  陈伯达回答:那天……我是凭空想的,不完全是事实,好像是根据某个人说的,我都不记得了。

  凭空想,就把几万党员打成叛徒、特务、假党员,有的他还指名道姓,说唐山市委书记是叛徒,唐山市长是大庄园主。造成那么大冤案、惨案,他竟然不记得!法庭出示他在唐山的讲话录音、讲话原始记录。

  问:听清楚了吗,是你讲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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