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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页 > 社科总馆 > 历史资料 > 中国大审判 > 姚文元咬文嚼字狡辩抵赖(3)

姚文元咬文嚼字狡辩抵赖(3)吕相友 中央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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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诉人钟澎钦对姚文元的狡辩进行批驳,指出,派记者到中央和地方各省去搜集材料,是“四人帮”反革命夺权活动的又一步骤。他提请法庭宣读《人民日报》1976年6月5日、6月15日的《情况汇编》清样。6月5日《情况汇编》上说“从去年夏季开始邓小平便通过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胡乔木等人,严密控制哲学社会科学部,妄图把学部变成复辟资本主义的阵地……”6月15日《情况汇编》上说,廖志高、马兴元、林一心“组织‘还乡团’,镇压造反派,涂炭福建人民”。公诉人指出,这些事实充分说明了姚文元一伙阴谋再一次打倒老干部的罪恶目的。

  法庭接下来对姚文元诬陷南京和北京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恩来的群众的犯罪事实进行调查。

  深受全国各族人民爱戴的周恩来总理,于1976年1月8日在北京逝世。全国人民陷入无比沉重的悲痛和缅怀之中,而万恶的“四人帮”却限制人民对周总理的悼念活动,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无比愤慨。3月底南京群众贴出“打倒张春桥”的标语;清明节前后北京人民群众自发到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前悼念周恩来总理,声讨、发泄对“四人帮”的仇恨情绪。从4月1日起到2日下午5时,到广场的人数约有20万,到4月4日、5日达到高潮,故称“四五”运动。愤怒的诗文如潮,一首《赠某女士》写道:某女真疯狂, / 妄想当女皇。/ 给你个镜子照一照, / 看你是个啥模样?/ 纠集一小撮, / 兴风又作浪, / 欺上瞒下跳得欢, / 好景终不长……

  面对人民群众公开反对“四人帮”的危急形势,“四人帮”感到末日的来临,坐卧不安,姚文元在3月30日的日记中写道:“反动势力都要跳出来。”4月1日写道:“有一个地下资产阶级司令部在活动。”4月3日写道:“这是没落垂死势力挣扎和疯狂反扑的一种表现……这一切说明:如果党内走资派得逞,不仅是丧失社会主义革命成果,民主革命成果也会丧失。……反对势力要捧出周恩来总理来,也会教育某些糊涂虫。”他还在日记中提出:“为什么不能枪毙一批反革命分子呢?专政究竟不是绣花。”姚文元对鲁瑛说:“这股反革命逆流,看来有个司令部”,“要注意北京的情况”,并指使鲁瑛派人到天安门广场,搜集、编写材料。这些材料经姚文元删改,诬陷为“发表反革命演说反革命口号”,是“反革命分子”,主张可“枪毙一批”。法庭在宣读了有关证词、证书,并向姚文元出示了他修改的《人民日报》、《情况汇编》清样的送审稿的情况下,他不得不承认犯罪事实,但把这一切都辩解为错误。

  公诉人钟澎钦又一次用事实对被告姚文元予以有力的驳斥。法庭宣布姚文元的犯罪事实清楚,对姚文元的犯罪事实调查结束。

  六、姚文元是江青看中的一条“棍子”,是用反革命舆论杀人的凶手

  12月19日上午9时,第一审判庭,就起诉书指控姚文元的犯罪事实进行法庭辩论。检察员钟澎钦首先发言,他指出,出示的大量证据、出庭的证人的证言、姚文元的供词,都充分证实姚文元与江青、张春桥、王洪文等结成反革命集团,策划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罪行严重,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姚文元无法掩盖和推脱他应负的罪责。钟澎钦检察员讲了三个问题:

  在第一个问题中指出,被告人姚文元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反革命舆论炮制者。指出:他控制指挥舆论工具,诬陷、迫害党和国家领导人,妄图篡夺党和国家领导权;他制造舆论,给广大干部群众横加罪名,进行镇压,实行封建法西斯专政;他利用舆论工具,煽动破坏,制造混乱,搞乱中夺权;他指使授意清华、北大的“梁效”、《红旗》杂志社的“池恒”、上海的“罗思鼎”等写作班子,撰写和他亲自修改审定的大量文章、报道,把革命老干部诬陷为“资产阶级民主派”、“还在走的走资派”、“老走资派”、“复辟狂”、“还乡团”、“右倾翻案势力”。把革命群众诬陷为“保守势力”、“坏人”、“暴徒”、“反革命分子”等等。他的反动文章,对这个反革命集团的帮派分子是反革命动员令,煽动他们对广大革命干部和群众施行迫害、镇压,指挥他们进行反革命篡权和各种破坏活动,所以,早在1966年,这个反革命集团的头子江青就看准姚文元是一条“棍子”。1966年6月2日,姚文元的日记记述了江青的一句话,说要用他这条“棍子”“参战十年”。

  钟澎钦指出,我们党和国家以及各级党政军的一些领导干部,一些革命群众,在林彪、“四人帮”为害十年中被打下去,姚文元这条“棍子”起了重要作用。他是一个用反革命舆论杀人的凶手。他制造反革命舆论,对革命老干部的迫害,对人民群众的危害,后果是十分严重的,无法用文字和数字来表达。全国广大干部和群众都是姚文元这一反革命罪行的见证人。

  检察官钟澎钦在第二个问题中,列举了姚文元指使鲁瑛派人搜集材料诬陷老干部,伙同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密谋策划,诬陷迫害党和国家领导人;诬陷邓小平是“天安门广场”“反革命政治事件”总后台;迫害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市长曹荻秋;伙同张春桥支持王效禹制造济南武斗事件等。指出,所有大量事实证实,姚文元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积极参与者,是这个集团的主犯,是这个集团的“喉舌”。

  检察官在第三个问题中特别指出,姚文元在事实面前,拒不认罪。他把他的反革命罪行,无理辩解为错误和严重错误;他把他应负的罪责,无理辩解为“应做自我批评”。抵赖狡辩,推卸罪责。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规定:“以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和社会主义为目的,危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行为,都是反革命罪。”被告人姚文元触犯了我国《刑法》第九十二条、第九十八条、第一百零二条规定,提请特别法庭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姚文元依法惩办。

  姚文元,这个刀笔邪神,在十年中他挥舞那条“棍子”,强加给革命老干部多少罪名,为“四人帮”篡党夺权大造舆论,在他的煽动下,全国有多少人受害遭殃,家破人亡,其罪孽可谓深重。可是他在法庭上为自己辩护时,仍在咬字饶舌,说:“我同林彪挂不到一起,同林彪的反革命罪行更挂不到一起。”他不承认曾控制利用舆论工具,煽动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他还说什么他在天安门广场事件中对群众扣上“反革命分子”、“一小撮坏人”等帽子,同煽动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这个罪名“联不到一起”。

  律师韩学章、张中为被告人姚文元做了辩护,在辩护词中说,在确定反革命集团中的各个犯罪人的刑事责任时,既要把反革命集团的主犯与从犯加以区别;又要把各主犯之间在反革命集团中所处的地位和所起的作用加以区别。认为被告人姚文元的某些活动,是在江青的指使下实施的。如王洪文上长沙告状,在这一犯罪活动中,江青应负主要责任,姚文元是密谋参与者之一。查阅有关证据材料,认为起诉书认定姚文元为上海武装叛乱进行舆论准备,这一指控不能成立,因而姚文元对上海武装叛乱这一罪行不应负刑事责任……请法庭对姚文元量刑时予以考虑……

  检察员王文林发言,对姚文元的无理狡辩进行了批驳。指出,姚文元的辩解“是玩弄词藻、花言巧语的狡辩,是拒不认罪的反抗”,他的反革命罪责是赖不掉的。

  法庭在被告人姚文元作最后陈述后,审判长曾汉周宣布,法庭辩论结束,姚文元等候宣判。我们中国新闻社的另一位记者,在评述姚文元最后受审时写道:他比上次更机警了,就像一只受惊的猴子,一来到被告席上,就急忙抓耳机,由于过分慌乱,几次往耳朵里塞也塞不进去……他的两只眼睛却滴溜溜乱转,不放过任何机会进行辩解,一只大肥脑袋涨得通红,有时急得结结巴巴,那副滑稽样子,真是令人感到既可鄙又可笑。在谈到姚文元的受审表现时,归纳他的手法:一曰东拉西扯;二曰开脱自己;三曰避重就轻;四曰改变罪行。不过姚文元的这些手法并不高明,尽管他使尽了浑身解数,欲盖弥彰,最后还是黑手沾墨,越抹越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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