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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星期五，汤姆仍然一通电话也没有，我开始觉得有点怪。我一整个星期都在等这通电话，准备把我因为过度震惊而没能在那次电话里跟他说的话，说个痛快。我要说他是个混账东西、狗屎蛋、烂人加白痴，真不知我当初怎会瞎了眼看上他。我要说他跟凯特·皮尔斯正是瞎猫碰上死耗子，活该倒霉的情侣。我要警告他，凯特会像第一次离开他那样，再一次离开他，而他休想爬回来找我，我无论如何都不会要他，一百万年也不可能，全中国的茶叶都给我也不可能，即使他是地球上最后一个男人也不可能。
星期五快下班时，我坐在桌前练习这篇演讲，突然震了一下：也许汤姆再也不会打电话给我。也许他认为，“我爱上别人了”这句话足以说明一切。也许他连让我痛快骂他混账东西、狗屎蛋、烂人加白痴的机会，都不打算给我。这的确很像他会做的事，这个混账东西。
我突然知道我必须打电话给他。我必须打电话告诉他，我们必须谈清楚，面对面地谈清楚，这是我理应得到的最低待遇。就算任何事情都不谈，我们也还是必须处理同居的后续事务。例如，下个月的租金，他还愿意分担吗？他总不能要我无限期地保管他的东西吧？汤姆或许乐于继续沉醉在性的迷雾中，甚至为了避免跟我摊牌而穿朋友的衣服去上班，可是我有这么多细节必须处理，我也必须做些我的计划。
我看看手表，六点一刻，再不打他就要下班了，事情便得等到星期一。因为我不知道他睡在哪里，我知道他跟谁睡，但我不知道他睡在哪里。我抓起皮包，朝楼梯间走去，打算去找个公共电话。我没办法等到星期一，等到那时候我会爆炸。
“嗨。”亨利正要朝大门走去。
“嗨。”
“你要去哪里？”
“没有要去哪里。”
“去吃个晚餐怎样？”
“跟你？”我说。
“那正是我的想法。”
我看看表，反正汤姆大概也离开办公室了。他也许急着回去跟凯特做爱吧，刚开始都会这样，迫不及待地想回家。那狗屎蛋。
“好啊，也好。”
于是，我们一起去吃晚餐。亨利和我。因为我仍想着汤姆没来电话，汤姆跟凯特正在做爱、汤姆筋疲力尽地做完之后躺在床上想他没有打电话给我……诸多事情让我分了神，使我直到喝第二杯酒的时候，才真正看向坐在对面的亨利。他正在说一个纽约公寓的故事，而我心想：这人实在好看，好看到有些过分。
以我的想法，跟真正好看的男人约会就像买了一张白色的沙发：固然养眼，却得把很多时间浪费在无谓的“忧虑”之上。（汤姆不难看，如果你已开始猜测，但他也不帅。基本上，汤姆算是价钱合适、耐脏的米色沙发。）
好啦，别的不说，回到亨利这个话题。但谈话在某个点出现转折，我不知道确切的时间，亨利和我不再是聊着工作和住处的同事，而是隔着蜡烛在中国餐馆相对而坐的一男一女，而且两人都略有醉意。
说来，那个确切的时间，我其实是知道的。进餐中，亨利起身去了洗手间，他回来的时候必须从我的身后挤过才能坐下，他在挤过去时弯身对我说：“你好香。”就这样，只一句“你好香”，蓦然间，我们的笑声里出现了言外之意，强调什么时会用手指戳对方的前臂，有意无意地聊起一些想看的电影，并同意应该一起去看。
“你的专栏里提过一位男士，这有没有问题？”亨利问。
“我们分手了。”
“噢。”
“是啊，是啊。”
“怎么回事？”
我因此把汤姆的事告诉亨利，但省略了比较难堪的细节；讨厌的是，省去那些难堪的细节，故事几乎乏善可陈。例如，我说汤姆想要的东西跟我不一样，但我没说，不一样的地方是，我想要汤姆，而汤姆想要凯特·皮尔斯。我并没有真的说谎，但我相信当我说完，亨利得到的印象是：有一天，汤姆和我平静地坐下来，双方同意，这段关系虽然美好，但已经走到终点。而且我们是以非常理性和健康的态度达成共识，其间并没有第三者或结婚最后通牒之类的东西介入；而且也没有伤到对方的感情，只带着更多的自知之明，以及一丝丝友好的遗憾，各奔前程。更坏的是，我拐弯抹角地，暗示我意识这些已有一段时间，因此我有机会看清事实，并且将它“结案”（我应该感到羞愧，但我真的用了这个词）。
“你有没有注意到，中国餐馆没有好的餐后甜点？”账单终于送来时，亨利这样说。
“怎么说？”
“你想，如果他们有些过得去的甜点，大家在中国餐馆里的消费不知会增加多少。他们应该找一些甜点来，假装成中国点心，开始推销。”
“例如提拉米苏。”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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