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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5月4日由我在学习班继续斗私批修，随后又分组进行评议。评议对我的要求和处理是：必须当会声明，再不能去医疗站，并且暂缓恢复党籍。晚上，侯绪斌又和我进行了第二次个别谈话，要我担任大队干部，并安排了其他几个人继续做我的思想工作。
1970年5月5日整党建党领导小组公布了第一批恢复组织生活的党员名单，里面没有我。因为我在表决心时说：“我要全心全意为人民的健康着想，以白求恩为榜样，按照毛主席的教导，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在卫生战线上奋斗终生。”领导小组研究后，认为我的认识还没到位，还是不能恢复我的党籍。
1970年2月14日我见报纸上最近开始宣传农村合作医疗制，又听说北党大队已开始实行合作医疗制。上午，我便去北党看访学习，并将人家的制度和方法，逐条抄录下来：
１．每次看病只收挂号费五分钱，用土单验方看病不收钱。
２．每户一个医疗证，证件不能转借他人。
３．报销长期的慢性病的医药费，只认总医药费的８５％。
４．工伤事故，由施工单位付医药费。
５．门诊时间是上午１０点至１２点。
６．外队人看病要持介绍信。
７．每季度公布一次账目。
1970年3月5日志农来通知我开会，说大队革命委员会决定，为了贯彻中央发布的（７０）３号、（７０）５号和（７０）６号文件精神，要我参加清查组的工作。轰轰烈烈的整党建党运动又开始了。晚上，大队便召开了党支部会，要我们以中央的３号文件、５号文件和６号文件为动力整党建党。
1970年3月6日早上６点，路井公社的整党建党学习班正式开始了。成占江书记首先介绍了国际国内的大好形势和这次整党建党的重要意义。上午，公社又召开了对敌斗争大会。下午和晚上学习班进行讨论。会后，我为第三组写了决心书。
1970年3月7日早上，我们先学习中央“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７０）３号文件；再学习“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活动”的（７０）５号文件；后又学习“反对铺张浪费”的（７０）６号文件。
1970年3月22日学习班开会斗争了邓横尚和侯旺序。
第二天上午学习班开会批判了侯共石等人，晚上公社革委会又在群众大会上宣布了撤销他们革委会委员职务的决定。后来的会议，主要以对敌斗争和革命大批判为主，接受批判斗争的人达１０多个。
1970年3月29日学习班开会批判了侯愈秋，晚上批斗了侯栏先。
1970年3月30日学习班开会批斗了王富环和侯淮拔。
1970年3月31日今天晚上开群众大会批斗了雷山犹和侯愈秋。
1970年4月6日公社召开社员大会，批斗了偷盗化肥案里的王富力、王富岔等人。
1970年5月1日晚上，便由我在会上斗私批修。第二天，同志们对我进行帮助。林志说：“永禄的斗私批修没有谈出思想深处的问题，他怯敌怕斗。他清理阶级队伍时不愿意整地主分子的材料，不愿挑重担，不愿搞专案，不能服从组织分配，世界观没有改造好，整天想的是个人利益。”
春雷说：“永禄是口头革命派，是党内投机分子，不革命！”
文革说：“他在学校教书，不愿意回大队当干部，不革命。寅生家的补划成分是富农，是他写的材料。他见别的户没有补划上，便想替寅生家翻案。他不斗争兴寿，又自私自利。”
向阳说：“他当五队的政治队长，却长期不抓阶级斗争，不挑重担，不宣传政策。”
东风说：“他‘私’字当头，要房租，占院基。”
志农说：“他两头抓工分（意指又记干部工分，又记社员工分），当干部太小心，出主意却出两个。说‘越学习越对现实不满’。他说当会计会住‘二院’：辛辛苦苦熬眼费心，累出病来要住医院；如果粗心大意，算不清账，运动一来，查出问题便要进法院。”
专红说：“永禄是修字号党员，是党内投机分子，不挑重担。”
前进说：“他私心重，斗争性不强，虽然拥护革命，但却没有信心。”
先锋说：“他拈轻怕重，不参加整党领导小组，不写材料，工作推责任。”
红英说：“他私心重，自留地上房土，烧干麦，不愿清队。”
自力说：“他坚持不下林场，以参加劳动为名，大抓工分。”
整党学习班里不但有全体党员，还有贫下中农和共青团员。我大儿子胜天是共青团员，这次整党学习班从公社到大队，前后几十天，他从头参加到底。这天我斗私批修时，胜天也对我进行帮助。胜天在会上说：“他去学校教书后，星期天一有工夫就往自己的自留地拉粪、拉水，不参加生产队里的劳动……”
1970年5月4日由我在学习班继续斗私批修，随后又分组进行评议。评议对我的要求和处理是：必须当会声明，再不能去医疗站，并且暂缓恢复党籍。晚上，侯绪斌又和我进行了第二次个别谈话，要我担任大队干部，并安排了其他几个人继续做我的思想工作。
1970年5月5日整党建党领导小组公布了第一批恢复组织生活的党员名单，里面没有我。因为我在表决心时说：“我要全心全意为人民的健康着想，以白求恩为榜样，按照毛主席的教导，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在卫生战线上奋斗终生。”领导小组研究后，认为我的认识还没到位，还是不能恢复我的党籍。
1970年8月10日韩城县矿务局要招收一些正式职工，但在合阳县路井公社各大队只有一个名额。招工的就是我女婿王俊杰。胜天一听非常高兴，心想这次一定会被招去，太好了！
1973年4月19日我家安上了电灯，屋里一下子明亮亮的了，真是连掉了一根针在地下，也能找得见。新中国一成立，咱庄稼人就打心眼儿里向往“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共产主义生活。今天，日夜盼望的心愿实现了，叫人怎能不激动万分呢！
1973年5月8日我把猪绑在架子车上，拉往收购站去卖。哪知道等猪排泄后用秤一称，才只有９５斤重，不够标准，只好又拉回去，再喂十来天，再去卖。
养一头猪很不容易，天天养，顿顿喂，养一年时间也长不到１００斤，而分下的红薯难保存，不等吃完就腐烂了，你若要卖，却成了投机倒把的黑市活动，只好让猪把红薯吃了，但人却缺粮吃，所以不等猪长大，就想把它卖掉。但收购站却要求猪的重量必须超过１００斤，若是饱食的猪，也不能过秤，还要等到猪拉了屎、尿以后才过秤。我第二次去卖猪，刚刚过下１００斤，谢天谢地，整整卖了４０元。我心里好像去了一块大石头，一下就轻松了，但有的人却随来就过秤，只有七八十斤重的猪，也收上了，其中的奥妙我想不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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