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日记》　二
1967年元月27日

    1967年元月27日胜天从北京回来刚一星期，我便去街上照相馆联系，照了一张全家相，作为永久的留念。照这张相花了４元钱，我也是下了狠心的，因为这可是能买下一个人一个多月口粮的钱哩！。

    在文化大革命中，全国的大、中、小学都停课闹革命。这些十五六岁的学生娃，又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到农村的广阔天地炼红心。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成为防修反修、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必由之路。１９６９年下半年，合阳县开始较大规模地接收城里下乡的知识青年。合阳县的下乡“知青”，大多来自西安，主要有三类人：

    第一类是家在城里，而在农村有亲戚的人。父母为了让孩子有人照应，就把子女“插队”的地点申请到亲戚所在的生产队，而这些生产队的自然条件、生活环境相对要好一些。有人把这种情况叫“返乡”。我一个同学的女儿侯梨梨就属于这一类型。她父母在西安，姑家在路井乡。她就“插队”来到了路一大队，吃住就在亲戚家。

    第二类是家在城里，且父母属于“黑五类”或者“走资派”的人。政府就以“加强战备，准备打仗，疏散居民”为由，让一家人全部迁移到农村。梁书乡就属于这一类型，他父亲解放前是西安的一个小手工业主，后来公私合营了，文化大革命中便受到批判。１９６９年，他和母亲、弟弟便来到了人地两生的合阳县甘井村。村里给找了一个住的地方栖身，然后一家三口就和其他社员一样，靠挣工分养家糊口。

    第三类是到了“上山下乡”的年龄，按规定来到农村插队的人。这类人是绝大多数，往往一批下乡“知青”里就有几十个甚至上百个这类型的人。这些娃们在城里上学时一般同属一个学校或者一个班级，插队落户时便被安置在一个地点，大多在比较偏远的山区，像合阳县的甘井、鹅毛、桥头河乡镇等。农村干部一般给这类知青找几间房子当宿舍，男女分开住，自己做饭，自食其力，这就是所说的“知青点”。

    前两类知青的日子要好过一些。第一类有亲戚照顾，第二类不管怎么说，还是全家人生活在一起，就是苦了第三类娃。这些乳臭未干的知识青年，在城里都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过惯了无忧无虑的生活的年轻人，到了“知青点”，很多人生活不能自理，比如不会蒸馒头，把面和一下，切成一块一块的就放到笼里蒸，时间不到，便拿了出来，不是生的，就是硬邦邦的，放在嘴里啃不动；不会下面条，当面条熟了，锅里的水直往外溢，冲起了锅盖时，不知所措，竟拿起一块石头压住锅盖。这些娃们在家里，经常在饭桌上能见到鸡、鸭、鱼、肉，到了农村，却几个月闻不到一点儿腥。这些嘴馋得发慌的娃们就趁着天黑去农户家抓鸡、抓狗，然后偷偷地杀了吃。或者到庄稼熟了的时候，掰几个包谷，摘一些豆角，回来煮着吃。时间长了，引起了社员们的不满。知青们不会洗衣服，也懒得洗衣服，再加上合阳县属于渭北旱原地区，水源很缺，水贵如油，一个月也洗不上一次衣服，更不用说洗澡了。孩子们浑身长满了虱子和虮子，奇痒难耐，一个个叫苦连天。他们对农活一窍不通，也下不得苦，受不得罪。犁、耧、耙、耱，锄草锄地，割麦务棉，赶车扬场，一年四季的春种、秋收，知青们连见都没有见过，怎么谈得上去干活？这些娃在城里都是父母的掌上明珠，现在要和农村人一样的下苦，一样的流汗，怎么受得下呀！队长把农活一布置，好多人便到地里乱哄哄地干上一气，不到收工的钟点便回来在一起玩。有的人干脆早上不起来，蒙上被子装病睡大觉，干部也奈何不了他们。天长日久，社员就看不惯了，甚至和知青们发展到关系对立的地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