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日记》　二
1966年3月16日“三干会”期间

    1966年3月16日正在“三干会”期间，我又被派往棉绒厂去查账。自从“四清”运动一开始，我便日夜忙碌，清算审查各处的账务，不但要清查本大队各个生产队的账和食堂、副业股的账，还得去外单位去查账。

    1966年4月1日我从今天起，便每天两次去耕读学校给学生们上课。课堂就设在涝池边原来的大队部里。每天中午一节课，晚上一节课，早上和下午参加小队的生产劳动。

    1966年8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随后又发表了《中国共产党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从批判声讨周扬开始，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便轰轰烈烈地展开了。

    1966年8月22日今天晚上，路井公社在范家洼大队召开了全体党员大会，学习《十六条》和《公报》，开展革命大批判，展开大鸣、大放、大辩论和大字报的“四大”活动，各个支部都抓住自己那里的典型人物进行批判。

    1966年8月29日批判大会组织全体党员去田间参观范家洼大队的棉花秋田作物长势情况。我半路上却碰见一伙青年人，打着红旗，抓住郭家坡的一个党员，不管三七二十一就乱抓乱打一阵，并给他脸上抹上黑墨。那人被打得鲜血直流，无人敢上去拦挡。我吓得心“怦怦”乱跳，甚至身上也有些发抖。回到大队部门口，又在人群里听见一个人“八爷，八爷！不咧，不咧！”的哭叫声，又见场院中乱七八糟堆放下许多箱子、框子，据说是抄了地主、富农的家。我越发不理解了，难道这就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吗？

    1966年8月30日早上，路井社开展了革命大批判。上午，大家正在讨论时，便听说范家洼的一个党员投井自尽了。我吃了一惊：“怎么啦？这个同志是贫农出身的初级社会计，因未能及时入共青团，曾和我在县上会计学习班上谈过心。他为什么要投井自尽呢？”真叫人难以理解。直到下午开全体党员大会时，公社领导才讲到这件事，并说他属于“畏罪自杀，自绝于人民”的反革命分子。党委立即决定开除了他的党籍。

    这次会上，公社党委以破“四旧”的名义将路井公社更名为要武公社。各大队的名字也都改了。路一大队改为要武一队，路二大队为要武二队，路三大队为要武三队，上东阳大队为东阳大队，乳阳大队为红阳大队，乾字大队为朝阳大队，杨家坡大队为光明大队，郭家坡大队为红旗大队，西王大队为五星大队，北党大队为红星大队，东庄大队为东升大队，前进大队和新民大队不变，西尚大队为跃进大队，范家洼大队为红卫大队，高原寨大队为红源大队，卓立大队为东风大队，雷庄大队为立新大队，郭庄大队为革命大队，东明大队不变，西明大队为红新大队，南庄大队为克明大队，真是新颖而革命化了。我回头一想，自己的名字上的“禄”字也不太妥当，带有贪图享受的意思，不如改为“永学”，表示对毛泽东思想要永远学。

    傍晚，路一大队的红卫兵打着红旗也来了，并向大会提出要揪斗几个党员。在批判会上，红卫兵要批斗对象站在板凳上向大家老实交代。那人刚立上凳子，一个红卫兵大喊：“老实交代，为啥不交代？”说着便“咕咚”一拳把那人打下了板凳。我一看，怎么武斗也在路一大队出现了？忙找主持会的贫协主席侯春田，说：“主席，咱们要按中央的《十六条》来办。《十六条》讲的清，要文斗不要武斗，咱们坚决不能打人呀！而且《决定》中讲得明白，‘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斗争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们是一些普通的党员，连个小组长或支委都不是，更没当什么权，为什么要斗争批判他们呢？赶快算啦！给大家解释一下，千万别斗了。不然，咱就要犯方向性的大错误了！”于是公社领导也批评了路一大队红卫兵的错误，让他们在天亮以前就回去，以免影响过大。就这样，路一大队的红卫兵们便偃旗息鼓，当晚就回去了。

    1966年8月31日早上，大会又让每个支部对每个党员都进行了鉴定，并宣布了对一些党员的处分，其中留党察看的２人，开除党籍的４人。

    下午，大会正在进行总结，由路井中学的学生组成的红卫兵，扛着红旗冲进会场，勒令公社书记李建斌立即散会，说这次会议是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会议只好在呼喊声中草草收场。我觉得红卫兵哪里来的这么大的权力，竟敢冲击公社党委，这不是乱套了吗？

    我回家后，看见村里一下子已大变样，成了红卫兵的世界。火辣辣的太阳下，地、富、反、坏“四类分子”排成队，听从着红卫兵的指挥：“稍息！立正！跑步走！”在西头麦场里和大队部的门口绕场转圈子跑。哪个跑得稍慢，鞭子便抽到身上。这些“四类分子”头上戴着高帽子，高帽子上写着名字，名字上打着红叉。脖子上还挂着本来应该挂在牲口脖子上的铃铛。我站在高处看了一阵，有些心跳，只好回去，心想：这不是胡来吗？不许武斗，为什么还要打人呢？但自己凭什么敢去阻挡呢？觉得还是不看为好。

    1966年9月3日早上，小队召开社员会。队长在会上宣布：“红卫兵开始造反了！他们念着毛主席的语录：‘造反有理，革命无罪！’又说，现在要破‘四旧’了，别的队已在昨天进行破‘四旧’了，今天轮到咱们队了。各人把你们家凡是‘四旧’的东西赶快交出来，如神像、牌位，以及所有的‘四旧’东西都赶快交出来。如果自己不自动交出来，被红卫兵搜出来，那可不会轻饶你们的。”社员们一个个吓得不得了，不知道什么东西属于“四旧”，却又不敢不交。

    散会后，菊兰暗暗问引玲，说：“你也是红卫兵，你跟上人家也破除过‘四旧’，都破些什么，交些啥东西呀？”引玲说：“不好说，谁也说不清。进了地主、富农和‘四类分子’的家，谁想拿啥就拿啥。啥是‘四旧’，由人家来说。封建的、迷信的、资产阶级使用过的东西都是‘四旧’，敬神敬鬼的东西都是‘四旧’；小娃身上吊的银牌、银锁，媳妇带的凤冠、坎肩和裙子，男人戴的礼帽、穿的袍子，家里藏的旧书、旧画，甚至银元都抄！”我一想，说：“这不是胡来吗？我们不信神、不信鬼，连先人都不纪念了吗？”但又一想：“咱又不是红卫兵的头儿，咱管得了吗？《十六条》上写得清楚，‘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批判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只要不把咱当做‘走资派’批斗就行了。”于是便把神族子，老的、新的牌位，香炉等，都让引玲去交给红卫兵。自己把解放前学过的课本，解放后刘少奇的文章，都塞进炕洞烧了。菊兰把绣有花朵的帽子、斜马、枕头等都藏起来了。把织成的白布也赶快剪成了衣裤。

    1966年9月6日上午，党支部书记给我说：“范家洼的大队名称已经改了，叫红卫大队。听范场长说他们大队办起了毛泽东思想大学校，让干部、党员、团员、红卫兵和贫下中农分期学习毛主席著作、中央文件等。你可以到那里去看一下，咱大队也办一所毛泽东思想大学校。”我便骑着车子去到范家洼林场，了解了他们开办毛泽东思想大学校的情况。

    1966年9月7日我一早就去林场，收拾了一个闲窑洞，并在红纸上写了几条毛主席语录，贴在墙上。晚上，大队在这里便召集贫下中农代表和各队队长开会，研究如何开办毛泽东思想大学校。

    1966年9月8日下午，我去毛泽东思想大学校登记报到。晚上，毛泽东思想大学校举行了开学典礼。第一期参加的学员全是贫下中农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