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日记》　二
1960年是解放后最困难的一年

    1960年11月21日陈书记在公社召开的常委扩大会上，又传达了上级精神，即要自力更生，不向上要。用“核、压、挖、清、节”５个字的办法来解决困难；要少支出一些，以不饿死人为原则；要多购一些，以不购过头粮为原则。今后要安排好群众的生活。安排后８个月的粮食标准的思路是：“三低”、“二平”、“三提高”。最低１５斤，最高１８斤。“三低”的“三”是指１１月、１２月和１９６１年元月这三个月；“二平”的“二”是指２月和３月这两个月；“三提高”的“三”是指４月、５月和６月这三个月；共分８个等级。

    １９６０年的１１月、１２月和１９６１年的元月，每个人平均一个月只有１５斤粮。后来“以人定量”的标准，把口粮一压再压，一月比一月低，尤其是人口多，劳力少，大人少，小孩多的户，困难就特别大。如果只按人口，不分大小，那还可以小孩成协大人，现在不行，我家７口人，４个娃，都在１０岁以下。按３个月口粮的低标准是：１～２岁的娃每月３斤，３～５岁的娃每月９斤，６～７岁的娃每月１１斤，８～１１岁的娃每月１６斤。１２岁以上的大人也分了四级口粮标准：轻体力劳动者每月１８斤，一般的人每月２０斤，重体力劳动者每月２３斤，特殊饭量大、干过重体力劳动活的人每月２８斤。

    我和菊兰按一般人的口粮标准对待，每月２０斤，母亲年老做家务，不参加集体劳动，口粮标准为每月１８斤，引玲、胜天都为１６斤，西玲１１斤，丰胜９斤，全家７口人，每月共分口粮１１０斤，每人平均不到１６斤。３个月共有９２天，每天３顿，共２７６顿。全家人每顿饭共吃１斤２两粮，每人吃不到２两粮。

    这时候受饿少的人是：食堂的炊管员和饲养员。社员有句顺口溜：“牛哭哩，猪笑哩，饲养员偷料哩！”社员说：“粮食吃到口，先要过五关：场里打下，入到队内库房，交给保管员，秤高秤低，损耗库溢，这是第一关。再由队里领回食堂，由管理员负责库溢库损，这是第二关。然后加工碨面，入水剥麸，出粉率有高有低，由碨面人负责，这是第三关。然后交给做饭的，将面蒸成馍，做成饭，这是第四关。最后由掌勺的人舀给社员饭，发给社员馍，碗有大小，勺有宽窄，相好的、对劲的，见面低头不问的，这才过了第五关。”社员还说：“狼吃鬼掐，给社员剩个瓜把！”又说：“社员不怕标准低不够吃，只害怕吃不够这低标准。”四队有个单身小伙子，实在饿得撑不住了，就把食堂印的“饭票二两”的“两”字改为“斤”字，管理员发现后，把他狠狠训斥了一场。

    大家都各有各的办法，我家却不知该怎么办，只能食堂给多少，自己吃多少。每顿饭都是菊兰端上个大脸盆，跟着大家排在长长的队伍后边，等着一勺一勺地舀稀饭糊糊。一户一户舀到头以后，人们还不立刻端上盆子散去，而是低着头两只眼一直盯着锅底，等着匀那一点点残汤饭底子，直到舀饭人拿饭铲铲净最后半勺子后，才无可奈何地走去，哪怕天气再冷，把饭等凉了，也不在乎。菊兰端回了稀饭糊糊，全家人围在一起，才一个个舀到各人的碗里。每次吃毕饭后，西玲在炕上往后一挪，总低声地长叹一声气：“唉！”不知是喝胀了撑的，还是嫌没喝够而难受的。谁也不敢问，也不愿问。只是３个大人互相看看，默默地，眼圈儿禁不住红了起来。

    我心想，总不能眼睁睁地把人往死的饿呀！家里还有十来间厦子，四间半大房呀！把房拆掉卖上一部分换些粮票，买点儿粮吃吧！母亲却舍不得地说：“１０间烂厦房，住着能遮风雨，但拆下来却是一把渣，能值几个钱，能买几斤粮啊！况且政策有规定，社员房屋不许随意买卖，咱当干部的能违反政策吗？”东边院子前面有间半大房，倒是能值几个钱。但队里饲养室占用着，我能挖社会主义的墙根吗？不行！不行！这下我真不知该怎么办了。

    １９６０年是解放后最困难的一年，而这年的１２月又是这最困难的一年中吃粮标准最低的一个月。

    1960年12月22日我的病稍微轻了些。赵妈３天后来看娃，提了一笼麸子馍。她也入了食堂，哪里来的麸子馍呢？原来自从夏收后，她就在没有耕过的麦茬地里一枝半穗地拾了半个多月的麦穗。叫下她“瞎子十爷”来推碨。笼子里的麸子馍就是把碨下的面和麸子搅在一起蒸下的馍。多亏这馍，才救下菊兰娘儿俩的命，不然娃没奶水水，咋活得下来哩！菊兰坐了这个月子，连一个干馍渣渣也没见过。什么鸡蛋呀、红糖呀、猪肉呀、滋补品呀，想也没敢想过。只有用食堂里舀下的几勺子红薯糊糊，端回来止饥了。她晚上饿得不行了，在炕洞的灰里煨上个萝卜，就算吃上好营养品了。

    我先给娃起了个名字叫“三胜”。因为他是第三个男孩子，又因为他正出生在公社“三反”会期间，还因为这一年是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举得最高、叫得最响的第三年。后来觉得“三字”不甚好听，数字也太小。母亲提出叫个“万胜”。我一想，很好，何止三胜、四胜、百胜、千胜，定能万胜！毛主席有句语录人人会念，那就是“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这孩子一定会战胜万种困难，坚决活下来！

    1960年12月25日公社为了解决社员吃粮不足的困难，响应中央提出的“瓜菜代”的号召，由社长高万春领着数百名社员到黄河滩里挖马淋根（一种类似芦苇的野生植物），以此来充饥。黄河滩是一片荒滩，社员们只好用柴草搭起一间间草棚居住，以遮风挡雨。天寒地冻、夜罪难熬，大家只好生火取暖。晚上，不知是谁，一不小心引着了草棚。冷风吹来，火趁风势，风助火威，草棚一个挨一个着了起来。社员们从睡梦中惊醒，乱喊乱跑，谁也顾不上管谁。衣服着了火，脱又脱不掉。有人急中生智，就地打个滚，身上的火焰便小了，便急忙脱掉衣服，光着身子逃离火场。不幸的是，有两个年轻人，身上着了火，风地里乱喊乱跑，用手乱拍乱撕，终究脱不掉火衣，直烧得体无完肤，浑身是伤。等到大伙儿救起时，已经奄奄一息。第二天把人送回来放在巷东头的庙内，人已经动弹不得，只听到他们口中发出微弱的叫声：“疼，疼——”，不久便断了气，其余受伤的还有四五个人。这事真令人难过！

    １９６０年底，《中共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人称《十二条》）宣传下来了。《十二条》指出：要反对“共产风”，要把公社化初期“一平”、“二调”了的东西作退赔；公社占用了的房屋要出租金；允许社员经营少量自留地和家庭副业；坚持按劳分配，供给部分不能超过分配部分的３０％；要恢复集市贸易，活跃农村经济。

    1960年12月29日路井街上举办了物资交流大会，晚上，公社便召开了退赔兑现大会。路井大队在大会上领到了公社棉绒厂修建时占用耕地的价款２０７５元，还领到了各小队占用社员房屋作饲养室、保管库房、食堂大灶等的租金１８００元。社员一下子就高兴了。

    1961年元月15日我造出决算前的资金平衡表，开始协助各队算分配数。这时，省委宣传部的工作人员侯树堂和雷永祥回家探亲，发现路井地区缺粮情况严重，牲口死亡很多，拉磨、拉土、耙地、耕地都没有牲口可用了，全由人力来拉。浮肿病人相当多，社员们一个个面黄肌瘦、没精打采，群众中的不满情绪也不少。说什么“王书记，想升官，打一石，报两石，把社员饿得怪叫唤”；“人民公社好，顿顿吃不饱”；“人民公社是天堂，社员饿得遭饥荒”；“干得再紧，吃不过留粮标准”；“鼓足干劲，一天半斤”；“排除万难，一顿吃完”；“毛主席万岁，喝糊糊站队”；“队长见队长，穿的皮大裳，保管见保管，都是肥大脸，会计见会计，谁的‘飞鸽’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