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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4月13日我和路井大队的支书李汉斌去韩城县参加全县的“五干会”，即县、社、管区、大队、小队的干部都参加的会议。
1960年4月15日大会开始，由县委刘治平书记作报告。刘书记指出，要积极发展公社一级的经济力量，为基本队有制向基本社有制的过渡准备条件。１９５９年的社员分配收入人均达到７元５角。分配部分供给占到２７％，工资占到７３％，人均口粮为３６４斤。今年要使社员分配收入达到人均１００元。口粮分配要实行“以人定量，指标到户，粮食到队，定期发票，凭票吃饭，节约归己”的办法。要改进工作作风，反对官僚主义，反对贪污，反对浪费。
“五干会”进行到“三反”阶段的讨论时，要求人人发言，并向大家讲明：自动交代的人不给处分。我觉得自己没有啥问题可谈。但仔细一想，去年制定１９５９年决算分配方案时，当时全大队实有人口２８４３人，因在外的人口有的不时地往回迁移，还有经常出生的人口。如果把这些不估计在内，这半年的口粮从何处来？于是我便和李支书商议，李支书说：“是呀，那就按２８８０个人计算吧！即使迁移和出生的人用不了的话，大忙季节还可为牲口加点儿料。咱们２２个小队，一个小队一两个人也是正常的呀！”于是我便按２８８０人上报，可现在回想起来，总觉得有点儿不妥当。“三反”运动愈来愈紧，等以后被人查出来，虽不是什么大问题，但我总觉得被动，倒不如自己先讲明情况主动一些。于是我便在小组会上谈了这件事情。不料大会竟把这件事情当做问题，要作处理，并要李支书和我在大组会上进行检讨。
1960年4月22日大会宣判处理了２１名犯错误的干部，并法办了４个人。大组会上，陈诚义书记宣布了“对李汉斌、侯永禄给予‘党内警告’的处分”的决定。我真后悔不该自找麻烦，自讨处分背。
1960年4月30日公社召开会计会开始“三反”，为公社的三级干部会上的“三反”做准备。陈书记要求会计们暴露问题，彻底交代，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会议不受时间限制，不可蒙混过关。
１960年5月4日到5月8日我又开了５天的三级干部会。
1960年5月23日我正在本小队铲豌豆，县上来通知：要我去韩城开会。我觉得县里的领导简直不知农事的闲忙，但也只得放下紧急的农活与繁忙的会计工作，怀着不满的心情，去参加有六七百人出席的大型粮食会议。一路上，我看见有的地方已经搭镰收割小麦了。
1960年5月29日今天，会议正式开始了，提出的统购政策是要购买余粮的９０％至
９５％，执行定产、定购、定销的“三定”标准。夏粮平均每天不超过１斤，拾麦必须归队。主粮区的“三定”标准为２７０斤。
1960年6月2日公社组织各个大队的割麦标兵，要在路井大队第四小队的靳家岭地的“百亩丰产田”里展开割麦大比武，共有１０８名英雄好汉要来大显身手。四队队长侯要武在大比武的先一天，就忙着安排劳力，割净地斜头，并借来物品、担水等，做好了各种准备。
今天一早，送水的、拉耙的、套车的、接待的人们为比武忙个不停，但一直等到半晌午，却还不见人来。社员们开始议论纷纷，有的说：“‘龙口夺食’的大忙天，半天不出工，让几十名劳力在这儿静等着，这是支援夏收吗？”有人说：“这像争分夺秒抢收吗？！”正说着，只见远处浩浩荡荡的百多人来到了地头。英雄们一个个精神抖擞，各就各位，静等号令。
只听得一声发令枪响，这一百单八将，一个个挥动镰刀，前后飞舞。“呛呛呛”地，麦子一行行应声倒地。好汉们弯腰弓背，抡镰割麦，头上冒汗，背上流水，谁也顾不得擦把汗，喘口气，喝口水，一鼓气要割到地头，真是手快如飞！赛过名将梁绪宗的确实也不少。路井大队的女将习青梅争了上游，一下子也出了名。不到３个小时，１００亩小麦，平乎乎铺了一地。下午两点，决赛结束了，英雄们才回去吃饭。
但四队的社员好不知足，有的说：“割麦不收份子，硬叫太阳往干的晒哩！硬叫麦颗籽到完的落哩！”有的说：“这不叫割麦比赛，这是比赛看谁糟蹋得多，麦茬有半尺高，一地乱踏，像是牲口打过滚一样。”有的说：“梁县长亲自领着干的，就不看这质量，这叫‘颗粒归仓’吗？这叫颗粒不要，光要麦秆秆。”也有人说：“唉，１００多人，割了一天，光打杂的就有四五十人，也不知这是啥计划？为了啥？大概是图了个名气大。”
队长只好安排社员专门收好份子，才能用车拉载。由于麦茬高，倒的麦多，有的地方，麦耙都拉不过去。麦颗子齐刷刷落下一地。听人说，跛子老汉侯得法，用笤帚扫麦颗，就扫下三四百斤。真可惜呀，把１００亩丰产小麦硬给糟蹋哩！
1960年6月5日１３岁的学生侯大庆，听社员说马勤快割麦最快，一天能割４亩地的麦子，决心赶超他。我为此编了段快板《超勤快》：
侯大庆，真可夸，夏收割麦顶呱呱，
年纪虽小决心大，一心超过马勤快。
火红太阳他不怕，人家休息他不乏。
腰酸腿疼他不顾，独自一个捉镰把。
社员个个笑哈哈，大庆赶上马勤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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