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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５４年春节过后，北风凛冽，寒气逼人，粮食的统购工作进入了强迫命令阶段。政府对群众不再进行思想教育，而是采取单纯完成卖粮任务的做法。村里不但晚上开会，而且白天也开会，有时一天三晌整天开会。卖余粮不再是自报，而是采取自报公议或民主评议的办法。
1954年3月9日后新庄巷负责粮食统购工作的同志在会场决定，对侯天耀、侯夏纪等４人家中的颗粒粮食全部装尽。
1954年3月14日后新庄巷又对凡是被怀疑有粮不卖的户进行搜查。
1954年3月15日我家也被搜查了，弄得人心惶惶。藏粮不卖的现象各村都有，有人藏于地窖内，有人藏于茅房里，有人藏于顶棚上。对藏粮不卖的户，一经发现，便要进行批判。东庄村牛霍来，就是因为藏粮被发现而害怕批判，便跳井自杀了。
1954年3月17日乡长在总结会上虽然对强迫命令的行为作了检查，但党的威信在群众心目中还是大大降低了。
1954年3月18日乡里开始评议缺粮户，后新庄巷仅有两三户不缺粮。这时，政府又开始让人买返销粮，维持生活。我在去年“三干会”上，就有能否“让有余粮的群众，把粮食存放在国家仓库，等有意外用粮时，再取回来”的想法，但为了避免别人说我思想保守落后，始终没敢在会上提出，只是写在了自己笔记本上的发言提纲里。
在粮食实行统购工作的同时，国家发行了建设公债，我也认购了８万元。我虽然也带头卖了余粮，但后来也卖了不是余粮的口粮，因此心里总觉得政府这种做法已引起了群众的不满，降低了共产党在群众中的威信！
1954年4月27日我套牛拉车，把寿木板拉回家来，了却了一件心中的大事。母亲见了这寿木板，心里也很高兴。
1954年7月1日我同侯金锁赴县参加团支书联席会。雷秘书和周鸿钧在团支书联席会上作报告，要求完成３项任务：
１．要巩固提高和发展互助合作组织。
（１）培养组、社领导干部；（２）贯彻互利原则；（３）协助党做好建社工作。
２．完成夏征、夏购任务。
３．组织知识青年安心农业生产，参加互助合作。
1954年7月18日工作组召开互助组长会议，讨论并通过了建社计划。
1954年8月2日县上的刘永康同志下乡来召开了群众会，讲了入社的具体问题。他就住在我家门房里。
1954年8月12日农业社召开了建社的报名大会，我带头报名入社。刘永康同志便向我谈了让我担任农业社会计的意见，晚上我便参加了建社委员会的会议。从此，我便开始了建社方面的许多具体工作：先登记各入社户的土地亩数，再评定地的肥瘦等级，并按各地段、地名编顺序号数；按照评出的产量等级进行折算；将入社的牲口、车辆、农具等进行折价登记。
1954年8月23日晚上，工作组召开社员大会，讨论并通过建社委员会的名单。然后，由建社委员会提出了社务管理委员会名单：社主任由靳自荣担任，副主任由侯志农（原名张苟）担任，管财务，侯根全管生产，王碧洽负责妇女工作，我任会计，侯一鸣任出纳，侯荣善任粮食保管员，崔子玉任农具保管员。全社共有社员１１５户，划分为６个生产组；有耕地２６６５亩，按肥力分为九等。等与等的产量差距为７斤，共折１１５０多股。牲口７５头，评价为１０８００万元。我家的地３０亩，折为２１．８股，牛评价为２００万元，驴评价为６５万元。
1954年8月29日互助组便将各社员户的牲口拉在一起，合在一个槽上，由饲养员专门喂养。本组的饲养室就占用了我家的车房，因为这里离井最近，最方便。
1954年9月17日路井乡第一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成立大会胜利召开。乡政府在六世祠门口的大场里搭起了戏台，六世祠便成了召开社员大会的会议室。社员们家家户户都打扫得干干净净，人人穿着新衣裳，挂着红布条，作为社员的标志。早饭后，全体社员都聚集在一起先照了全体相。各乡、各村、各互助组、各机关单位，送来了３０多面锦旗，并派代表来参加大会。
大会开始了，张建书记讲了话。他要求大家，把今天的红红花花，变为明年轰轰烈烈的生产热潮，要团结一致，加强学习，提高产量，增加收入，为巩固农业生产合作社而努力奋斗！
晚上，大会请来线腔戏班和高家村的“自乐班”表演了精彩节目，完小学生演的《五谷丰登》很受欢迎，赢得不少喝彩和掌声，真是喜气洋溢，热闹非常！
1954年10月14日我去区公所参加了团支书联席（扩大）会。团委书记党广和作报告：全区３６７１户农户已组织起来了，占总农户的５４．７％，已建立起了两个初级农业合作社，已有１２名团员入了社。全区青年有４９８７人，其中团员有２１８名，仅占４％。赶１９５５年元旦前全区要完成发展１８０名团员的任务。领导为了让我专心搞好会计工作，便让侯天义担任了团支书。
1954年10月30日县上组织社干部去外地的农业社进行参观学习。路一社有主任靳自荣，妇女主任王碧洽和会计（我）参加。这次参观是由省委农工部组织的，渭南专区１７个县，共有代表１１９人到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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