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日记》　总序
见证六十年乡村历史

    “自父亲撒手去世之后，我们一家孤儿寡母，日子一天比一天难熬……”

    这是侯永禄的第一篇日记，写于1940年年末，当时他9岁。

    从那一天起，侯永禄用各种颜色的笔，各种颜色的纸，记录下自己琐碎的日常生活，一天不落。在他漫长而琐碎的记忆中，在油盐柴米、居家度日的细节里，1940年以来的中国乡村历史的血肉呈现于斯。在他巨细无遗的描述中，在所见所闻、所感所想的文字里，见证了一个民族的发展脉络——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三反”、“五反”、互助组、合作社、人民公社、三年自然灾害、“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等不同时代背景下的“三农”问题，折射出一个家庭、一个村庄、一个民族的命运……

    翻开书的第25页，他在1949年农历10月几天的日记里写道:“新中国成立了。合阳县的村村乡乡都举行了各种各样的庆祝活动，位于最南端的路井乡格外热闹。除召开大大小小的庆祝会、座谈会、报告会之外，庄稼人用民间‘社火’来表达自己发自内心的喜悦之情。

    “一大早，我到西庄子叫来赵妈，又到乾字村和东明村叫来两个姐姐去街上看‘社火’。路井城周围村子的人源源不断地涌向街头，有步行的，有骑牲口的，有三三两两的，有成群结队的，路井街上，一片节日景象。各茶坊酒肆、商店当铺都挂上了一面面有着五颗星的国旗，大街小巷贴满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打倒蒋家王朝，人民当家作主’等红红绿绿的标语。

    “……再往后，跑旱船的，踩高跷的，扭秧歌的，打腰鼓的人们载歌载舞，尽情宣泄着多年来压抑在心头的不满情绪。”

    在1960年11月21日，他写道:“陈书记在公社召开的常委扩大会议上又传达了上级精神，要自力更生，不向上要，用‘核压挖清节’来解决困难……今后要安排好群众的生活。安排后8个月的粮食标准的思路是‘三低、二平、三提高’。最低15斤，最高18斤。”

    他用平实而丰富的细节，真诚地记下了自己的见闻与情感。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导檀传宝告诉记者，他几乎是一口气读完了整本书，那个时代重新回到自己的眼前。而作为一个人文社科学者，他更看重这种原汁原味的历史带给自己的震动。他说，这本书的细节，还有那些限于篇幅或其他原因未能出版的资料，提供了一个看待中国历史的方法论问题。“以前的小说家、历史学者，对当时的很多历史都有反映，用的方法不一样，但都有很多毛病。这个毛病就是他从主观出发，反映历史的一个侧面，变成盲人摸象。尤其是‘伤痕文学’以来的文艺界，尤其是余华，虽有很多值得肯定的发掘，但不是从原汁原味的经历和记录中寻找历史的真实，而是站在个人的立场，尤其是消费社会的角度。”

    在他看来，《农民日记》用真实的史料，比较客观地反映了历史进程和当时人们的想法。“我现在到处推荐这本书，把它放在床头，作为研究时的参考。我准备再买一本，给我父亲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