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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爱玲曾说:“对于不会说话的人,衣服是一种言语,随身携带着的一种袖珍戏剧。”美国专栏作家苏珊•布朗米勒在她的《女性特质》一书中有一句与此意思相近的话:“戏院是建在衣架上的。”张爱玲是把着衣当做演戏来对待的,视觉的刺激形成了噱头,戏剧化效果由此而生。虽说“生活的戏剧化是不健康的”(张爱玲语),但病态也可以有戏剧化的美。
1943年,张爱玲把她的小说《倾城之恋》改编成同名话剧,在周剑云的大中剧团上演。柯灵时隔40年后回忆起由他介绍张爱玲与周剑云在一家餐厅见面的情景,对那天张爱玲的装束还记忆犹新:“那时张爱玲已经成为上海的新闻人物,自己设计服装,表现出她惊世骇俗的勇气。那天穿的,就是一袭拟古式齐膝的夹袄,超级的宽身大袖,水红绸子,用特别宽的黑缎镶边,右襟下有一朵舒蜷的云头——也许是如意。长袍短套,罩在旗袍外面。”周剑云在抗战前是明星影片公司三巨头之一,交际场上见多识广,那天态度竟有些拘谨,柯灵认为是被张爱玲显赫的名气与奇装“吓”的。其实是替她害羞,如苏青与潘柳黛做客张家受窘是一样的心理。
张爱玲如此奇装炫人、惊人,她是理论先行的。
1942夏,张爱玲因太平洋战争中断香港大学学业,回到上海;秋天入圣约翰大学不久又辍学,遂以笔谋生。最初自然地选择了她最熟悉、最喜爱、最有感想的电影与服装为写作题材,她在《泰唔士报》上写影评。1943年1月,她在德国人办的英文期刊《二十世纪》上发表了《中国人的生活与时尚》一文。后来她又以中文写了同旨不同文的《更衣记》,发表在《古今》半月刊上。
将《中国人的生活与时尚》与《更衣记》对比,包括逐字逐句的对比,是件很有意思的事情。不仅可以看出张爱玲中英文俱佳的文学素养,看出她观察与认识事物的才气,看出她在分别针对中国人与外国人时不同的思维与表述方式中显出的灵巧;由两篇文章面世相距一年,可以看她思想与观点的变化;两篇文字还有章节的差异,可以猜度她的用意。
中文里的“水红”,英文她用liquidred来表述。“水”她用liquid,而不用water。Water的意思较为单一,而liquid是指包括水在内的清澈的、透明的、明亮的液体。细思中文“水红”的含义,不一定是“红色的水”,而是带有水的某些特征诸如清澈透明的红色,当然liquid更恰当。在这些看似细枝末节处,最能表现张爱玲的语言水平,至少证明两点:对于中文的“水红”,她深解其意;对于英文,她有词语辨析的功力。
中文里有些看似比较“虚”的词句,张爱玲则化花梢为平实,比如“云肩背心”,她就英译为“云状肩的无袖夹克”;英文中有些比较“坐实”的,她就运用中文特有的寓意功能加以虚化,诗化,中国化。比如形容中国女子因为穿着紧身背心,所以外面的衣服再瘦小,身体的原本曲线也显不出来,她在英文里只是说这时女子身体的存在就像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更衣记》里的形容则是:“像一缕诗魂”。再如《中国人的生活与时尚》与《更衣记》形式上的不同之一便是分章节加了小标题,其中一节叫《不幸的少女》,该节中也有此句,《更衣记》里则称之为“薄命的人”;她也会为了简洁而灵变,比如《更衣记》里的“元宝领”,原意为形状像元宝一样的衣领。一般人译起来可能会犯难,因为“元宝”为中国所特有,英语中找不到对应的词语,通常只能在译句里作解释性地翻译,结果不可避免地陷入繁琐。张爱玲简单地译为“银锭衣领”,非常巧妙地化解了这个棘手的问题。“银锭”的标准形状就是“元宝”,读者会轻易地由前者联想到后者,恐怕没有什么能比这种“形象的联想”更好的方式了。
就像一个中餐西餐都精通的中国厨师,国人来了做中餐,西人来了做西餐,张爱玲是面对不同的读者说不同的话。写到清朝对着装的管束,《更衣记》直接说:“在满清三百年的统治下,女人竟没有什么时装可言!”对英文读者则循循诱道:“想想看,如是维多利亚女王的统治有三百年之久会怎样。”写到服装上过多过繁的装饰,《中国人的生活与时尚》里写的是:“古中国的时装设计家的最大问题是不知道简洁的重要,一个女人到底不是一座哥特式的教堂。”《更衣记》则改为:“一个女人到底不是大观园。”
“哥特”是Gothic的音译,最初的意思是“中世纪的,非古典的”,因其最早出现在日耳曼人的一个部落的语言中,所以它被外人使用时,就用来指代日耳曼人。又因日耳曼人参与了覆灭古罗马帝国而被正统的人视为不道,因此哥特又含有了贬意,而变成了“粗野,野蛮”的同义词。公元12世纪前后,一种以“尖”为特点的教堂建筑式样开始取代古罗马教堂以“圆”为特点的建筑式样。15世纪伴随着文艺复兴思潮,建筑上提倡复兴古罗马艺术形式,将当年取代古罗马建筑式样的建筑斥之为哥特式建筑。
在文艺复兴运动中,哥特式建筑被人指斥是因为它象征着神权至上。哥特式建筑艺术本身不仅是无辜的,而且因它风格的独特,在世界建筑史上占有重要一席。哥特式建筑追求参差变化,造型复杂、精巧,视觉上以精美与细致著称,装饰繁琐细密,这一切却又和谐地统一为一个整体。这也正是它与“大观园”在概念上可以互换的原因。
另外像《中国人的生活与时尚》里的形容:“拜占庭式的简洁,前拉斐尔式的超凡脱俗”等,在《更衣记》里则干脆取消了。与此对应,中文中另有些有特定含义的词句原本没有相应的英文可以对译,硬译不但会使文采或趣味流失,而且颇费口舌,比如《更衣记》中的“男降女不降”、“三绺梳头,两截穿衣”等,在《中国人的生活与时尚》中均未曾出现。
像这样两篇文章中此有彼无、此无彼有的词句段落还有一些。《中国人的生活与时尚》中的《庄重而沉闷的发式》、《变化和困惑》、《帽子和中庸》三节,《更衣记》都不曾收入。最直接的原因是两篇文章内容本有差异,单看题名也一目了然:英文写的是“生活”和“时尚”,中文则缩小了范围,变成只谈衣服。显然张爱玲对此是用心为之,因为“三节”以外涉及发式等服装以外的零言碎句都去掉了。至于张爱玲为何要缩小范围,应是她考虑国人与外国人阅读兴趣的差异的结果。后者的兴趣点在于了解由中国人穿衣打扮所表现出的生活状况、生活态度以及民族文化,而对同胞,因为“生活在此处”,生活中的许许多多彼此都心领神会,自不必赘言,于是行文便求精致、求纯粹。但以张爱玲的性格,也不排除这种可能,即她太中意“更衣记”这个篇名了,不愿为迁就内容而换以平庸之名,她舍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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