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情的公式——戏剧篇
大嚼京戏

    历代传下来的老戏给我们许多感情的公式。把我们实际生活

    里复杂的情绪排入公式里。

    ——张爱玲《洋人看京戏及其他》

    张爱玲在散文《洋人看京戏及其他》里归纳了中国具有代表性的俗常的生活场景：“……头上搭了竹竿，晾着小孩的开裆裤；柜台上的玻璃缸中盛着“参须露酒”；这一家的扩音机里唱着梅兰芳；那一家的无线电里卖着癞疥疮药；走到“太白遗风”的招牌底下打点料酒……这都是中国。”

    有意味的是，多年以前，鲁迅就曾批评梅兰芳被他身边一批士大夫“从俗众中提出”，变成了“紫檀架子”；说他的戏高雅得脱离了大众，“雅是雅了，但多数人看不懂，不要看，还觉得自己不配看了”。而从张爱玲笔下看来，梅兰芳并没有被士大夫罩进了鲁迅形容的“玻璃罩”，他仍然是“俗人的宠儿”。

    张爱玲在《洋人看京戏及其他》一文中提到几出京剧，多是流传甚广，百姓耳熟能详、津津乐道的老戏，这些老戏自然最能反映中国人的人性和民族心理，张爱玲所以选它们。而她又别具只眼，在观众司空见惯的事实中常常看出事物的另一面，或轻易颠覆众人对剧中人物的定评。

    张爱玲写道：“……先谈谈话剧里的平剧吧。《秋海棠》一剧风魔了全上海，不能不归功于故事里京戏气氛的浓。紧跟着《秋海棠》空前的成功，同时有五六出话剧以平剧的穿插为号召。中国的写实派新戏剧自从它的产生到如今，始终是站在平剧的对面的，可是第一出深入民间的话剧之所以得人心，却是借重了平剧——这现象委实使人吃惊。”

    张爱玲对于话剧借重京剧而风靡上海感到吃惊，这可能是她对于中国话剧史的演进与京剧的发展史了解得不够造成的。话剧是舶来品，自从它被引进国内以来，与戏曲相互借用的例子并不罕见。在中国话剧的幼稚期，对传统戏曲甚至有所依赖，比如出将入相的门帘、上场时念的“上场诗”及通报姓名等戏曲套数就常被话剧借用。由李叔同与人发起的话剧社团“春柳社”，是早期话剧的重要社团。1919年，它的一位社员吴我尊根据“霸王别姬”的历史传说创作了二幕话剧《乌江》，他在剧本之后所附的《演〈乌江〉脚本者注意》中，就建议用传统戏曲的音乐舞蹈来强化演出效果。与此同时，伴随着传统京剧改革的呼声甚嚣尘上，京剧界也开始从题材、服装、场景、舞美以及演员念白等方面，广泛借用话剧形式。梅兰芳就编演了许多掺杂了话剧元素的“时装新京戏”，有反映要求推翻清王朝统治的《玫瑰花》、歌颂革命志士的《秋瑾》、表现富国强兵抵抗外侮愿望的《新茶花》等。所以在那时，话剧与京剧彼此关系的状况不仅不是对立的，反倒像惺惺相惜、相见恨晚似的，呈现一种迫不及待地饥不择食式地相互学习、相互借鉴的局面，甚至严重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地步。

    至于“五四”时期，由胡适、陈独秀、周作人等人，在《新青年》杂志上撰文，批判旧戏，推崇话剧，后来所谓《新青年》派中有观点激进到主张废除京剧，引进社会广泛反响，赞成的、反对的、调和的，各种观点的激烈交锋，有如刘半农在《我之文学改良观》中骂旧戏的“多人乱打”。可是这种交锋，基本还是局限在理论界，对于话剧与京剧实践虽有影响，却并没有使相对稚嫩弱小的话剧，膨胀为可以挤压京剧生存空间的巨兽，更没能打乱京剧正常发展的脚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