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灯的诱惑——电影篇
电影的门徒

    无非是借了水银灯来照一照我们四周的风俗人情罢了。

    ——张爱玲《借银灯》

    张爱玲在散文《私语》中写道，她8岁那年随父亲从天津迁回上海，母亲与姑姑从国外回来，父亲暂时告别了荒唐，与母亲和好，家庭呈现出昙花般的幸福欢乐气氛。其中一个场景是：“我母亲和一个胖伯母并坐在钢琴凳上模仿一出电影里的恋爱表演，我坐在地上看着，大笑起来，在狼皮褥子上滚来滚去。”张爱玲的“电影教育”至少由此开始。

    差不多同时期，张爱玲已经进影院看电影了，她在《国语本〈海上花〉译后记》中写道：“我七八岁的时候看电影，看见一个人物出场就急着问：‘是好人坏人？’”

    张爱玲在圣玛利亚女校上高三时，在校刊《凤藻》上发表过一篇《论卡通画之前途》，专谈卡通影片。当时卡通影片从国外引进还不到10年，人们对它的认识难免肤浅。因为常被影院用来在正片之前放映一小段卡通片以娱乐观众，因此它的作用也就被人们误以为仅此而已。在人们眼里，它不过是为了取悦孩子们以活动画面代替书中呆板画面的小玩意儿。而看低卡通影片的不仅仅是国内观众，这使得一味以童话、神话为目标的好莱坞的卡通画家们一度陷入题材枯竭的苦闷中。张爱玲正是有感于此，用她稚气未脱的雏音疾呼：

    “卡通画是有它的新前途的。有一片广漠的丰肥的新园地在等候着卡通画家的开垦。未来的卡通画决不仅仅是取悦儿童的无意识的娱乐。未来的卡通画能够反映真实的人生，发扬天才的思想，介绍伟大的探险新闻，灌输有趣味的学识。”

    以卡通影片发展到今天的状况，再来回味近70年前张爱玲的话，不能不赞叹那个中学生前瞻的眼光。张爱玲之所以对卡通画的前途能下此断言，凭的并不仅仅是少年的热情，而是电影给她的启示。在文中她这样写道：

    “也许有人会怀疑。然而，不看见电影的榜样吗？电影在新发明时代，不是同样被认为是引儿童发笑的东西吗？然而现在有些影片的严肃的态度却可以做学校里课本的补助品了，并且有些电影的艺术价值是公认为足以永垂不朽的。”

    可见张爱玲对电影很早就没有停留在“爱看”的水平上，她已经注意到电影的发展给社会所带来的影响了。

    张爱玲在《童言无忌》中写道：“看了电影出来，像巡捕房招领的孩子一般，立在街沿上，等候家里的汽车夫把我认回去(我没法子找他，因为老是记不得家里汽车的号码)，这是我回忆中唯一的豪华的感觉。”这应是在她的中学时期。

    张子静曾回忆说张爱玲性格内向，一向话很少，但是一谈起电影等话题，“她就逸兴飞扬，侃侃而谈”。进入中学直到离家之后，张爱玲每次与弟弟见面，也只愿意谈电影与小说，不愿谈家庭和个人生活。

    1934年夏，蔡楚生编导、王人美韩兰根主演、联华影业公司出品的电影《渔光曲》在上海热映。影片描写了船主何家与外国人合办了渔业公司，采用新式轮船捕鱼，使得租用何家普通渔船捕鱼的渔家兄妹小猴小猫的生计难以维持。兄妹俩于是与老母亲一同离乡投奔在上海路边卖唱的舅舅，继而兄妹俩也随舅舅卖唱，路遇了到国外学习渔业的少年好友、何家儿子子英。子英同情兄妹俩的遭遇，赠以百元，却不料兄妹俩因此被诬抢劫而被捕。等还以清白出狱，母亲与舅舅又因家中失火而双双丧命，何家也出现变故，何父因渔业公司破产而自杀。子英随兄妹俩回到渔村，一同上船捕鱼，小猴又在捕鱼中受伤而死。影片充满了悲惨的调子，最后在凄凉的歌声中结束。

    收音机里几乎每天都在播放该影片的主题曲，张爱玲的后母孙用蕃有个小丫头叫小胖，胖而且笨而且难看，张爱玲一向讨厌她，有天却一早起来弹琴教她唱《渔光曲》。小胖学得慢，张爱玲竟有耐心教了她一上午。若非对电影迷得深，断不至此。

    张子静在《我的姊姊张爱玲》中写道：

    除了文学，姊姊学生时代另一个最大的爱好就是电影。她当时订阅的一些杂志，也以电影刊物居多。在她的床头，与小说并列的就是美国的电影杂志，如《MovieStar》、《ScreenPlay》等等。

    三四十年代美国著名演员主演的片子，她都爱看。如葛丽泰•嘉宝、蓓蒂•戴维斯、琼•克劳馥、加利古柏、克拉克•盖博、秀兰•邓波儿、费雯丽等明星的片子，几乎每部必看。

    中国的影星，她喜欢阮玲玉、谈瑛、陈燕燕、顾兰君、上官云珠、蒋天流、石挥、蓝马、赵丹等。他们演的片子，她也务必都看。

    张爱玲对电影痴迷的程度，有一个典型的例子。一次她与张子静及一帮亲友到杭州去游玩，刚到的第二天，她从报纸上看到上海新上映谈瑛的《风》的影片广告，游兴立刻消失殆尽，非要当天赶回上海去看电影不可，大家伙儿谁也劝不了她，最后只好由弟弟陪她离杭返沪。他俩一下火车，连家也来不及回，就径直奔向电影院，一连看了两场。回到家时张子静因疲于奔命，只喊头痛，而张爱玲却像大吃了一顿冰激凌似地心满意足道：“幸亏今天赶回来看，要不然我心里不知道多么难过呢！”

    影片《风》的宣传之势非同凡响。1934年4月5日那天在《申报》上的广告几乎占了整幅版面，广告词也极尽煽情诱惑之能事，列出谈瑛、高占非、袁丛美等众多明星及其头像，宣称是“十颗亮晃晃的大明星全体总动员合演深刻白热非常精湛作品”；一面说“这是一部珍贵的无上荣誉大作品！冲破中国的电影圈伸展到世界去！”有诱惑人感官的：“大风起兮夜园会，那些颠狂的丑男女都显出原形，绅士的高帽在地上打滚，贵妇的晚服露出肉来！”“这里的无灵魂的女人——奢淫，沉沦；权势的阶级者——贪欲，残忍！”有宣扬其大场面大制作的：“风的超特场面有：狂风暴雨侵袭了千百人享乐的夜园会，纯东方色彩的伟大别墅，耗费万金的百货公司等。”（图）如此宣传，不由观众不趋之若骛。显然张爱玲也被其吊足了胃口，不然该影片连续上映多日，直到月底还有影院在上映，她又何必放弃旅游那么迫不及待呢，显然她只是要先睹为快。

    该影片写的是一对工人家庭出身的兄妹俩，在船上当船员的哥哥和其他船员与私贩军火的船主斗争，冲突中开枪打死了船主；在百货公司当店员的妹妹遭经理诱骗失身。兄妹俩不约而同地回到家中，当时夜已残，风正吼，他们眺望着天边的一抹曙光，觉悟了，并且心中充满了希望。

    张爱玲当时虽然连看了两场，但事后却似乎并未引发她多少感想，在她笔下，并未发现有关《风》的文字。

    张爱玲在香港念大学期间，因为满心希望被保送到英国去，所以学习非常用功，连得了两个奖学金，并且每一门功课总是考第一。即使“偷空游山玩水，看人，谈天”，心里也觉得是糟蹋时间。在这种状况下，看电影的次数应不会多。张爱玲的文章中，只有一次提到在那期间看电影的经历，那是她应炎樱之邀到中环一家电影院看电影。因为座位偏后，影院结构奇异，既看不清画面，又听不清声音，结果她们吃完了买票请客的潘那矶先生买的油剌剌的“浸透加塘鸡蛋的煎面包”后就中途退场了。

    炎樱显然也是个影迷，对电影迷恋的程度甚至超过张爱玲，在香港战争期间居然“冒死上城去看电影”，看来张爱玲与炎樱成为好友并不奇怪。但张爱玲那次并没有与她同去，尽管那时已经停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