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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爱玲自称不喜音乐，却使旁人产生了兴趣。胡兰成就说过：“我自中学读书以来，即不屑……流行歌等，亦是张爱玲指点，我才晓得它的好。”而像《谈音乐》中表述的对中国民俗艺术的指点、对中外通俗艺术的比较等等思想，都使胡兰成受到很大影响。
《谈音乐》是张爱玲写给胡兰成创办的《苦竹》杂志的，后来她与他的分手，也正演绎了《萝门湖》的基调——虽然不免悲伤，态度却又清坚决绝。胡兰成虽然自诩世上还没有人像他这样喜欢张爱玲，但他对她的了解由此看来还是不足——如果他仔细读读张爱玲的这篇文章，也许就不会有后来对张爱玲的“缠夹不清”了。
张爱玲将“大鼓书”归入中国通俗音乐，她对它不大喜欢：“中国的通俗音乐里，大鼓书我嫌它太像赌气，名手一口气贯串奇长的句子，脸不红，筋不爆，听众就专门要看他的脸红不红，筋爆不爆。《大西厢》费了大气力描写莺莺的思春，总觉得是京油子的耍贫嘴。”
大鼓书是过去北方比较常见的一种曲艺形式，清朝末年开始在东北地区流行。民国年间形成了奉天大鼓（也称奉调大鼓、东北大鼓）、吉林大鼓（也称东城调，流行于吉林市一带）、江北大鼓（流行于松花江以北地区，又称屯大鼓）、乐亭大鼓等几个具有地域特色的流派，一度相当盛行。
大鼓书的服装、道具、伴奏都很简单。演员的服装和说评书、相声一样，外罩一件长衫即可，早期演出也不用化妆，后来的女演员（俗称“女大鼓”）也不画浓妆，而只略施淡彩，外穿旗袍而已。道具有鼓，梨花板，弦。鼓不大，扁圆形，直径约25公分，是用牛皮或其他皮子蒙的；梨花板是一对半月形状的铜板（有的用竹板）；弦是三弦。演出时，将鼓支在几根竹棍组成的鼓架子上，演员一手击鼓、一手打板，三弦伴奏。也有的鼓也不用，一人自弹自唱，用脚打板击节，类似“单弦”的形式。其实东北大鼓书就是由“弦子书”发展而来的。
大鼓书、评书等等可以归入说唱表演艺术一类，张爱玲的小说《茉莉香片》开头的一段，就像极了说唱艺术的开篇：
我给您沏的这一壶茉莉香片，也许是太苦了一点。我将要说给您听的一段香港传奇，恐怕也是一样的苦——香港是一个华美的但是悲哀的城。
您先倒上一杯茶——当心烫！您尖着嘴轻轻吹着它。在茶烟缭绕中，您可以看见香港的公共汽车顺着柏油出道徐徐地驰下山来。开车的身后站了一个人，抱着一大捆杜鹃花。人倚在窗口，那枝枝丫丫的杜鹃花便伸到后面的一个玻璃窗外，红成一片。后面那一个座位上坐着聂传庆……
张爱玲在《谈音乐》里谈到中国的流行音乐：“从前因为大家有‘小妹妹’狂，歌星都把喉咙逼得尖而扁，无线电播音机里的《桃花江》听上去只是‘价啊价，叽价价叽家啊价……’外国人常常骇异地问中国女人的声音怎么是这样的。”
说起流行歌曲中的“小妹妹”，首先使人想到电影《马路天使》中周璇唱的插曲：“小妹妹想郎，直到今……”当然“小妹妹”这股狂风，未必是自此开始刮起的。《桃花江》由黎锦晖作词作曲，于1929年创作，被称之为“新式爱情歌曲”，由王人美、黎莉莉首唱，严华、周璇也唱过，风靡一时。歌词大意为，桃花江是美人窝，胖的也美，瘦的也俏。形式是由男女两人对唱，活泼俏皮，但不免低级趣味。其中并无“价啊价，叽价价叽家啊价”的歌词，只是由于曲调和歌者咬字的缘故才听来如此，而显然张爱玲对此不耐烦。
由中西歌唱的发音方法不同而导致欣赏习惯有异，如同中国人开始不能接受西洋唱法，看他们的歌唱家仿佛要让牙医找出龋齿似的拼命张大嘴、嘴巴张得几乎要掀到后脑勺去那样扯着脖子嘶喊觉得揪心一样，对中国的女声，外国人也一时难以接受。不只是流行歌曲，他们对京剧旦角的唱腔也觉得声音都是从肺部挣扎吐出来的，他们形容那声音听起来就像是遭到惨杀时发出的痛苦尖叫，而且那尖锐的声音如同一只坏了喉咙的猫叫。
除了民歌发声法的缘故外，“歌星都把喉咙逼得尖而扁”，当然是当时听众的趣味造成的。周璇被誉为金嗓子，可见尖而扁的嗓音真的是社会的需要。大概当时大众都喜欢“小”和“嗲”，尖细的声音近于童音，也才能嗲得起来。不光是声音，《马路天使》周璇所饰一角看上去简直就是未成年少女。而过分追求嗓音的尖而扁，已经失掉了民歌唱法甜美自然的本质，难怪使张爱玲生厌。
虽然同样是尖细的嗓子唱的《蔷薇处处开》，张爱玲对它似乎印象并不坏，说它调子悦耳，以至于怀疑是不是抄袭西洋或东洋的。《蔷薇处处开》是1942年摄制的同名影片的主题歌，由陈歌辛作词作曲，龚秋霞演唱。
有一天深夜，远处飘来跳舞厅的音乐，女人尖细的喉咙唱着：“蔷薇蔷薇处处开！”诺大的上海，没有几家人家点着灯，更显得夜的空旷。我房间里倒还没熄灯，一长排窗户，拉上了暗蓝的旧丝绒帘子，像文艺滥调里的“沉沉夜幕”。丝绒败了色的边缘被灯光喷上了灰扑扑的淡金色，帘子在大风里蓬飘，街上急急驶过一辆奇异的车，不知是不是捉强盗，“哗！哗！”锐叫，像轮船的汽笛，凄长地，“哗！哗！……哗！哗！”大海就在窗外，海船上的别离，命运性的决裂，冷到人心里去。“哗！哗！”渐渐远了。在这样凶残的，大而破的夜晚，给它到处开起蔷薇花来，是不能想象的事，然而这女人还是细声细气很乐观地说是开着的。即使不过是绸绢的蔷薇，缀在帐顶、灯罩、帽檐、袖口、鞋尖、阳伞上，那幼小的圆满也有它的可爱可亲。
这一段描写仍是《谈音乐》里的。《谈音乐》发表于1944年11月，《苦竹》的创刊号上。《苦竹》的封面是炎樱画的：满幅浓密的竹枝竹叶，一根粗壮的竹干留白，斜过画面，留白处写着一首小诗。张爱玲在《诗与胡说》中提到过这首诗：“周作人翻译的有一首著名的日本诗：‘夏日之夜，有如苦竹，竹细节密，顷刻之间，随即天明。’我劝我姑姑看一遍，我姑姑是‘轻性智识分子’的典型，她看过之后，摇摇头说不懂，随即又寻思，说：‘既然这么出名，想必总有点什么东西吧？可是也说不定。’”
就在《苦竹》创刊面世的同时，汪精卫死在日本医院里，汪伪政府破败之相凸显。而早在一年前，日本的两个欧洲盟国——德国与意大利，在欧洲战争中遭到了惨重的失败，国际法西斯联盟的败局就已经定了。原作者创作这首小诗未必是为日本投降准备的，张爱玲与姑姑谈它也显然并不是先眺到了抗战胜利的曙光。此后不久写的“蔷薇处处开”这一段，却是黎明前最黑暗的社会现实及其下的作者绝望心境的写照，但张爱玲的心情又是复杂的：黑冷的深夜与到处盛开的蔷薇构成巨大的反差，使她不禁要挖苦歌者几句；同时又因为夜太黑，心太冷，更需要慰藉，哪怕它是“幼小的”、没有生命的图案。
张爱玲在《谈音乐》里提到弹词《描金凤》：“弹词我只听见过一次，一个瘦长脸的年轻人唱《描金凤》，每隔两句，句尾就加上极其肯定的‘嗯，嗯，嗯’，每‘嗯’一下，把头摇一摇，像是咬着人的肉不放似的。对于有些听众这大约是软性刺激。”
《描金凤》是传统经典长篇弹词作品，名字又叫《错姻缘》，不知作者是谁。书成于清朝光绪之前，共有12卷，46回。有人计算过，如果按书每天演唱两小时，得70天才能唱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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