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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治皇帝敕谕御马监太监邓原碑（碑在福建漳浦县溪东村福寿院旧址。照片是漳浦县文化馆王文径先生摄。）
宦官的监军统兵，开始于永乐年间，盛行于明中叶，在明末全面推行。正如《明史·职官志一》所概述的那样，“既而内监添置益多，边塞皆有巡视，四方大征伐皆有监军，而疆事遂致大坏，明祚不可支矣。”例如：永乐八年(1410)，朱棣派宦官王安、王彦之、三保、脱脱到都督谭青等营，后又将王安派到左都督吴允诚营中。不过，宦官用正式监军的名义出现在历史舞台上，是正统二年(1437)的事。这年十月，英宗朱祁镇命镇守甘肃左副总兵任礼充总兵官，讨伐阿台朵儿只伯，派太监王贵和兵部尚书王骥“监督之”。四年(1439)，派太监吴诚、吉祥监督诸军讨伐麓川宣慰司任发。而正统十四年(1449)明军在土木堡的大惨败，更是太监王振亲自统兵的恶果。崇祯年间的宦官监军，简直是史不绝书。或监视、或监饷、或监制、或督理，名称不一，但都是监督军队，都是军队的太上皇。如：崇祯四年(1631)九月，命太监王坤往宣府、刘大忠往大同、刘允中往山西，监视兵饷［165］。同年，太监王应期监军关宁，张国元监军东协［166］。崇祯十七年(1644)，命司礼监随堂内监高起潜总监关宁、蓟镇中西二协，方正化总监真定、保定等处；乾清宫太监杜勋监视宣府，王梦弼监视顺德、彰德，牛文炳监视卫辉、怀庆；乾清宫打卯牌子御马监太监杨茂林监视大同，李宗化监视蓟镇中协，张泽民监视两协［167］。可以说，崇祯年间的宦官与军队，真是如影随形。虽然崇祯八年(1635)，一度撤销宦官监军，但次年又很快恢复。当时工部右侍郎刘宗周在奏疏中说：“人才之不竞，非无才之患，而无君子之患；今天下即乏才，亦何至尽出二三中官下，每当缓急之际，必授以大任”［168］。此疏却根本未报。
宦官监军，弊端丛生。已故史家陈登原先生在《国史旧闻》第三册述及“明季阉人掌军之弊”时，曾指出四点：侵蚀军实，避敌殃民，扼制大将，谎报军功。这是个很好的概括。但还需要补充一点：占役买闲。
侵蚀军实：如崇祯时，为镇压农民起义，朱由检命太监陈大金、阎思印、谢文举、孙茂霖等为内中军，分入曹文诏、左良玉、张应昌统率的诸营中。这些太监“多侵军资，临敌辄拥精兵先遁”［169］。别的史料也记载：“会朝廷命太监监军，太监多侵军实，临阵则以精兵先遁。”［170］
避敌殃民：弘治十四年(1501)春天，宦官苗逵任监军，与大将军朱晖率兵至宁夏迎战小王子，不仅“畏怯不急赴”，不敢与敌正面作战，还纵兵殃民，致使边民在双重铁蹄的蹂躏下，“死者遍野”［171］。这次战役花去军费一百六十余万两，而不过斩敌首三级，平均以五十多万两才换回一颗区区无名之敌的首级，如此荒唐，在战争史上实在罕见。还是这个苗逵，在武宗即位后，他第二次监军，赴宣府督战，他竟然一箭未放，“徒闭城自守”，造成“边民被虏，破产荡业，哭声震天，僵尸蔽野”［172］。崇祯九年(1636)七月，高起潜任总监，结果却是“然起潜实未尝决一战，惟割死人首冒功而已”。崇祯十五年(1642)七月，太监刘元斌监军南征，不但拥兵不战，班师回山东时，还“焚掠掳污，杀良冒功”［173］。
扼制大将：天启时，名将孙承宗战功卓著，魏忠贤先是派人去拉拢，承宗不为所动，甚至打算以清君侧的名义，发兵锄奸，翦除魏忠贤，忠贤便施展种种阴谋，扼制孙承宗，使他动弹不得，只好请求免职。又如崇祯时清兵攻入墙子岭、青口山，蓟辽保定总督吴阿衡正喝得酩酊大醉，被清兵杀死，京城的形势迅速严峻起来。名将卢象升奉命率军保卫京师，极力主战，给清军以迎头痛击，但监军的太监高起潜却伙同杨嗣昌高唱主和调，对卢象升处处掣肘［174］。卢象升既非三头六臂，最后只能是身先士卒，沙场捐躯。
占役买闲：所谓占役，是指宦官将士兵私有化，随意指使，从事各种劳役。所谓买闲，是指吃空饷，花名册上士兵的名字，大部分不过是虚晃一枪，徒有其名而已。《明史·兵志一》指出，崇祯时“兵惟注名支粮，买替纷纭，朝甲暮乙，虽有尺籍，莫得而识也”。又说：“大率京军积弱，由于占役买闲。其弊实起于纨之营帅，监视之中官，竟以亡国云。”这论述完全是符合历史实际的。如成化初年，宦官郑忠役占军伴，办纳月粮。弘治时宦官刘恭在辽阳“私役军余千余人，占种官地三百余亩”［175］。嘉靖时宦官占役，更形严重。如嘉靖七年(1528)，右佥都御史翟鹏巡抚宁夏，发现边政荒衰，“壮卒率占工匠私役中官家”［176］，几乎成了宦官的家丁、家奴了。至于买闲，嘉靖时蒋冕在《乞革去武忠御马监并团营管事揭帖》上指出，提督团营的太监武忠，就曾经“卖放军人二千有余”［177］。诸如此类的吃空饷，显然是不可胜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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