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宦官》　第一部分
《明朝宦官》　营私舞弊及其影响

    乙、丝织造中宦官之营私舞弊及其影响

    织造太监有敕谕关防，在太监中地位甚高。太监刘若愚在所著《酌中志》一书中，说织造太监“秩视秉笔，而安逸尊富过之”，因而宦官以讨得织造之职为登仙，不惜花数万金来行贿营求。嘉靖二年(1523)，浙江镇守太监梁借口进贡，派人私带宝货，满载舳舻到京打点，其目的就是想谋得带管织造。果然不久以后，内织染局署局事御用监太监刁永等，即请差官苏杭等处织造。这是最明显的例子。

    既然是以重贿谋得的差事，到任后必然要求得到加倍的补偿。所以他们都携带如狼似虎的参随，定出种种勒索的名目。据《明实录》载，勒索的名目，初任有拜见，岁时有节礼，各行有分例，科派有解扛。同时，作为样板的缎动以数千匹，带造多逾本数。稍不称意，便将织成品作践撕裂。嘉靖时刁永赴苏杭，“苏杭大扰”，隆庆时浙江织监晁进“黩货害民”，万历时织监“借名加派，非分要求，织造之家十空其九”［94］，天启时李实到苏杭“一味营利”一类的记载，在有关史书中俯拾即是。而借题发挥，从中得利的名堂亦不少。如内臣“赍去式样，则欲马快船只车辆装载，差去人员，则用廪给马匹军民应付”。其实，所谓“式样”，只不过是几张画着图式的纸样，动身前已如此兴师动众，在沿途的需索，到达后的供张，自不在话下［95］。至于上供织品时的额外讨船，满载私货等等，则与贡船同，这里不赘。

    万历四十三年(1615)，浙江巡抚刘一、巡按李邦华、工科给事中刘文炳等揭露督织内臣之司房、书门、长随等多达千余人，这些都是市井无赖，奸猾之徒，他们整天唆使改造、添织的原因，无非在于“多一匹织造，则若辈多一匹侵牟。机户、堂长有常例，给发、验收有克索，往往借上供为名，阴以饱无涯之溪壑”。这些人中，傅时(按，有些书作傅晓)是个典型，他本是武林人，落魄无赖，投到织监孙隆门下，由于他巧猾奸诡，逐渐得到孙隆信任，成了他的司房，凡操纵出纳，悉以听之，孙隆在苏州增设税网，对机户广派税额，民间织机一张，每月税银三钱，缯织成，每匹纳银三分，方准上市等一类公行攫夺的事，无不与他有关，故富至数百万［96］。傅时百万，孙隆之财富可知，其他织监的财富可知。

    为了延长任职这肥缺的时间，织监还耍出各种花招。如《明史·朱衡传》载：万历初，命停止织造，“内臣不即奉诏，而请增织染所颜料”；后来除苏、松、杭、嘉、湖五府岁造之外，又令浙江、福建、常、镇、徽、宁、扬、广德诸府州分造，增万余匹。除江南外，山西又有潞绸之织。据给事中马从龙所言，“一绸之费，官价之外，不啻三倍。”南直隶、浙江丝、纱罗、绫绸、绢帛，山西潞绸，又从原来每匹3.5丈的规格，改为每匹4.2丈以上，等等。

    从上面所述看来，很显然，织造在导致民力凋敝、盐政日坏、国库空虚的同时，也摧残了正在发展的丝纺工业，如苏州。据《苏州府志》载：苏州丝织业发达，“东北半城，皆居机户；郡城之东，皆习织业”。蒋以化也说“我市吴民罔籍田业，大户张机为生，小户趁织为活”，“两者相资为生久矣”［97］。但正统间，韦义使机户“民力告匮，杼轴皆空”。正德、嘉靖时织监使“苏杭大扰”。及至万历，鲁保的兼管使机户“家家割机”，“闻风逃窜”；孙隆在苏州使“吴中之转贩日稀，织户之机张日减”，“染坊罢而染工散者数千人，机房罢而织工散者又数千人”。又如在南京，督织内臣“各往往指称进贡等项名色，经营织造，或占据机房，或拘拿人匠，或强买丝料。公私兼并，纷纭夺，百方剥扰，匠艺为之失业，商货为之不通，民生憔悴，而丝帛之利大不如前”［98］。

    丙、毛织造之伤民

    除丝织外，织造内容尚包括毛织一项。毛织织造主要是织驼毛、羊毛的制品。永乐中，以驼［99］温暖，令内官于所织地方索买，且令专业者给官料织造五十匹，从此遂成为常例。正统初，陕西参政年富奏本司原造绫绢九百余匹，复加造驼五十匹，民力不堪，请求免去，得到英宗认可。

    弘治、正德年间，陕西的羊毛织造任务仍是属于临时性的，如弘治十四年(1501)，司设监奏改造龙毯、素毯一百零四件；正德九年(1514)，进上用铺花毡帐一百六十二间。

    毛织作为一项经常性的织造，是从嘉靖四年(1525)二月，复遣内臣往陕西织造羊绒开始的。五年(1526)，太监刁永借口宫中缺用，请遣官织造，廷臣谏阻未遂，以后便成了常例。

    毛织织造的情况，见于史籍的记载，远较丝织少，但从不算多的材料中，亦可见其扰民之大概。据《明实录》载：弘治十三年(1500)七月，巡抚陕西都御史熊称：今陕西织造各色织金彩妆羊绒共五百余匹，但经过十个月，费用逾两万，才织成二十匹，而且织造物料、工役，悉取给于四方。因而请求“取回内臣，罢其织造”。又如上述弘治十四年(1501)之改造龙毯、素毯，所用之羊毛取于山西、陕西；绵纱等取之河南；毯匠征自苏、松；成造之式样则拟定于南京。可见毯之成造，劳费百端，动经数载。

    如同丝织造额日增一样，万历时，羊绒织造每年数额不一，但质量、数量上的要求都比前大大提高了。二十三年(1595)，织造74700多匹，估价160余万两。二十五年(1597)，陕西抚院贾侍问疏称：该省应造龙凤袍共5450匹，额设机543张，织匠1534名，挽花匠1602名，新设机350张，该织匠350名，挽花匠750名，挑花、络丝、打线匠4200余名［100］。《明实录》又载：二十九年七月陕西抚按称：“每岁御用袍服以四千匹为额……每绒一匹，各长五丈八尺，每机日可织一寸七分，二机合织计半年方完一匹。今改织盘棱采妆及剜样暗花等绒，每机日只织一寸二分，二机合织，八月余方成一袍。”一省一年之负荷已是这样重，工科署科事右给事中宋一韩在《比岁织造大项等事疏》中也不得不疾呼“临洮苦织绒……百姓逃徙十室而五”。可见羊绒织造对经济与民生之影响大致与丝织造同，只是地域较窄，数量较少，因而在程度上有所区别而已。

    明朝这种用太监督管织造，对丝织业、毛织业恣意掠夺摧残的情况，直“至国亡不变”［101］。万历二十八年(1600)，在朝臣纷纷谏止矿税声中，礼部署部事侍郎郭正域驳鲁保疏请兼督浙江、南直隶织造大权时，指出“织造，矿税之别名也”，这一语，正一针见血地道出了织造的实质及其危害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