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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德鲁赢在哪儿
下面,我们小结一下。我讲的是超越性思维,那什么叫超越性思维,怎么超越呢?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各位,你们看得出来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建筑吗(见右图)?

中国国家大剧院效果图
“国家大剧院。”(学员回答。)对,这就是国家大剧院。这是谁设计的,还记得吧?一个法国建筑师保罗·安德鲁设计的。1998年,我们要在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北京的天安门广场人民大会堂的西侧,建立一个25亿标的的国家大剧院。当时我们非常地重视,中央向全世界进行国际招标,并提出了这样一个条件,就是全世界所有的设计事务所、大学、设计师,都可以参加,只要你按照下面三条原则来设计。哪三条呢?第一,一看就是一个大剧院;第二,一看就是中国的大剧院;第三,一看就是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上的大剧院。
北京天安门广场上的大剧院应该是什么样的建筑呢?那你自己去想啊!这三条大家其实都心知肚明是什么意思,特别是后面两条。那好,全世界有多少设计事务所、多少大学、多少设计师,谁不想参加这次设计呀?包括同济大学、东南大学、天津大学、清华大学等很大大学也都想参加。那么,成千上万的方案过来以后,我们组成专家组进行分类、选择、沟通。
一年以后,中央来了一个电话:“怎么样?有没有好作品啊,?”“有有有,很多,几百个呢。”“那太多了,这样吧,你们再精选一下,挑出五六十个,由中央领导最后来定夺一下。”那好,按照指示,大家投票完以后,从中挑选出了六十个,但有一个方案发生了分歧。这批专家说:“这个方案太好了,一定要把它放上去给中央领导看一看。”那批人说:“这个怎么能放上去啊?”结果就吵起来了。这时,那个主要领导说了:“大家别吵了,我们合作一年了,不要为了这件事不高兴,全部把它放上去给中央领导看一看吧。”
好了,那个有分歧的方案就这样被放上去了。那一天,展厅的里里外外放满了各种设计方案,都是做成模型的。有的是天圆地方,有的是太极图,有的是飞檐峭壁,都是按照那三条,特别是后面两条,“中国的大剧院,北京天安门广场上的大剧院”来设计的。中央领导每人一支笔,在京的省、部级以上领导,有空的都要参加。领导们一看,太漂亮了!一个又一个,一圈一圈转下来,投下自己庄严的一票。点票结果,你们知道哪一个中啦?就是第六十一个,也就是我们眼前看到的这一个,也就是安德鲁设计的这一个。结果,媒体一公布,全中国从高层一直到老百姓,有两种截然相反的意见,形成了两个阵营。
2000年,全中国的网络时代刚刚开始,炒得最热的就是关于这件事。反对的、赞成的,都旗帜鲜明。2000年,在北京召开两院院士大会期间,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反法轮功的斗士、两院院士、物理学家,一位瘦瘦的老人,叫什么名字?何祚庥。说得一点没错,何祚庥,不罢休。他写了一封信,联络到49位两院院士在他的信上签名,然后把这封信寄给了中央领导。中央领导打开一看,啊,49个院士啊!写的什么?旗帜鲜明地反对这个方案。反对的理由也非常充分:完全不符合中央向全世界进行国际招标时提出的三条标准,特别是后面两条,“中国的大剧院,北京天安门广场上的大剧院”。这个和北京天安门广场上的建筑没有任何相似之处,体现的既不是我们中国的古典建筑美,比如天安门城楼啊,飞檐翘壁、雕梁画栋啊;也不是我们中国的现代建筑美;还不是西方的古典主义、浪漫主义、表现主义,什么都不是,简直像个臭鸡蛋壳往那一放。反对!
结果一个月以后,中央领导又收到了一些来信,其中也有很多赞成的,包括很多院士。当然,艺术永远见仁见智。所谓的见仁见智,就是你说难看,他说漂亮,这都可以。你看,蓝色的是水面,门在哪儿?是在水底下进去的,像是到了龙宫一样,上面都是水。沿着水下走廊一路下去就进入殿堂里面。整个建筑从上面看下去,就像是镶嵌在中国千百万年黄土地上的一颗蓝宝石。
你说难看,他说漂亮。我们中央收到了这两封信,当然很慎重,要考虑一下。于是就停了下来。结果,停了九个月以后,经过大量的沟通、交流、论证等,中央领导最后决策还是用这个方案,2001年12月13日破土动工。随后,全中国、全世界的媒体都公布了这条消息。
当然,我们今天不来探讨这个方案是好还是坏,现在我们来看一看安德鲁。安德鲁赢了,那么请问,安德鲁赢在哪儿?我们不考虑各种美学观点的比较,只从纯思维方式的角度来考虑。结果,全世界的很多媒体去采访安德鲁时,想不到他说得最多的一句话,也就是他在接受美国《时代》周刊采访时所说的:“我敢于突破限制,我敢于用超越性思维打破框框。”我心想:“哎呀,你胆子也太大了吧!突破限制、打破框框,你突破谁的限制啊?人家招标方提出三条标准,你也敢突破?你是不是不懂中国文化啊?那三句话你听不懂啊?特别是后两句,“中国的大剧院,北京天安门广场上的大剧院”。这和北京天安门广场上的建筑有任何相似之处吗?”
但是,你要说安德鲁不懂中国文化,不懂东方文化,那可不见得。日本的成田机场谁设计的?安德鲁。上海浦东国际机场谁设计的?安德鲁。上海东方艺术中心,我们浦东的第二大标志性建筑,谁设计的?安德鲁。这些著名建筑都是安德鲁设计的,这就说明他还是懂中国文化的。那你既然懂,为什么还这样设计呢?你不理解那三句话的含义吗?安德鲁说的一句话,我觉得有点意思。他说:“那一天,我在北京的地图面前看了一上午。其实,在这个方案之前我也设计了很多草图,但都觉得不行,因为全世界的设计师肯定都按照这三条来设计,什么天圆地方啊,飞檐翘壁啊,反正都是按照这三条路径来思考。我觉得这样是跳不出来的。但在北京的地图面前,我突然冒出来了一个想法。什么是传统?传统难道是僵化的吗?传统难道是静止的吗?传统难道是不变的吗?”
各位你们看:这是长安街,这是人民大会堂,下来是天安门城楼,再过去是故宫,都体现了我们中国的古典建筑美。但是看完故宫以后,他的眼睛突然往上一看:“咦,这是人民大会堂哎。人民大会堂难道和故宫是一样的吗?不一样。人民大会堂已经揉和了很多近现代的建筑风格,甚至包括苏联的建筑风格。”于是,他突然有一个想法冒了出来:“对啊,传统不是僵化的、不是静止的、不是不变的,传统是发展的、是形成的、是一个过程。一个民族最深刻的传统只有两个字,那就是‘创新’。”
他说:“你们中国人早就说过‘和而不同’。什么叫做和谐啊?一模一样难道就是和谐吗?难道巨大的反差就不是和谐吗?”这一点想通了以后,随便他怎么解释了:“你可以变,你可以从故宫变到这儿,从这儿变到那儿,那我为什么不可以从那儿再变到这儿?我随便怎么变好了,我已经不会受这种所谓规定的拘役了。”真是石破天惊、海阔天空,结果他成功了,想想还是挺气人的。
从国家大剧院的方案看中央的态度
那么,最重要的问题在哪儿呢?其实还不是安德鲁赢了,而是,中央对这个问题的态度。我上次在清华大学讲课时,他们这样跟我说:“王老师,我气也气死了,我们搞了那么多方案。这三条不是讲得明明白白吗?北京天安门广场上的大剧院,中国的大剧院。那么,按照这个风格设计出来了以后,不是白玩了嘛!这不是出尔反尔吗?”我们很多参加设计的人可能都会这样想。但是,美国《时代》周刊的那个表达,我觉得还是打到要害的。《时代》周刊对我们的核心领导层最后决策用这个方案有个评价,说它体现了今天中国核心领导层的一种精神,四个字。哪四个字?“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学员回答。)不是。“海纳百川?”(学员回答。)也不是。我这次在上海市市委党校给他们讲课的时候说,每一个党校门外面都有四个烫金的大字。“实事求是。”(学员回答。)对,就是实事求是。你们可能会说,这跟实事求是有什么关系啊?告诉你,实事求是是我们中国共产党粉碎四人帮以后,新时期最大的一次思想解放运动。
实事求是就是从实际出发,而不是从原则出发。如果从原则出发的话,毫无疑问,安德鲁的方案不符合这三条原则。我向全世界招标的时候已经在原则上写得清清楚楚了,你不符合,那么一脚踢开。但是,如果我从实际出发呢?我的实际是什么,我的最终的目的是什么?我向全世界进行国际招标的一个目的,就是得到一个最好的作品,把它留给子孙万代、留给全人类。然后,我提出一些条件,这些都是手段,都是为了得到一个最好的作品。假如这个最好的作品真的出现了,那我能不能给它投一票?我给它投一票是一种什么精神?我认为,这就是实事求是。
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而言,我今天放胆说一句话,我在党校讲课时也是这样说的,甚至这次保先教育一些地方也请我去讲了。我是这样讲的:“共产党是干什么的?打土豪分田地是干什么的?革命是干什么的?改革开放是干什么的?解放生产力是干什么的?我们党召开十六届四中全会是干什么的……我们现在做的一切事情,最根本的只有一句话。什么话?”“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共同富裕……”(学员回答。)“太对了,咱们三个代表都学的蛮好嘛。是啊,国富民强,中华民族的兴盛,最终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这就是老百姓的大白话。你拿掉这个目的,还有什么样的目的啊?任何目的都免谈。”
但目的和手段的关系我们往往搞混了、搞错了。为了实现“让全中国老百姓过上好日子”这个目的,我们要设定一些道路、方法,比如说走社会主义道路。社会主义制度建立起来以后,公有制、计划经济、按劳分配,这三条开始确立。我们想通过这三个具体的方式实现共同富裕。当时没错,错就错在把这三条演变成了目的。其实,这三条也仅仅是实现目的的手段而已。但是,谁敢说是手段呢?逐渐变成目的啦。既然是目的,那么就变成了“一大二公,越公越好”。你敢反对公有制吗?你反对公有制,不就是反革命吗?你敢反对计划经济吗?当时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最根本的区别就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区别。你反对计划经济那就是反对社会主义,就是反党。那好,我们逐渐把这三条变成了不可侵犯的东西,实际上把它神圣化了,本质上把它变成目的了。其实,它根本不是目的,而是手段。但我们长期以来谁敢说它是手段?看来只有一个人敢说,一个老人——邓小平。
1992年邓小平南巡,他兜了一大圈,最后在上海贝岭公司说了一句话:“计划还是市场,都是手段。”哎呀,这句话讲得好。计划还是市场,都是手段。手段就没那么大的神圣性了,正所谓“攀山千条路,共仰一月高”。这条路可以上山,那条路也可以上山,这条路不行可以换一条路。因为本来都是路嘛,随便走哪条,这叫“条条大路通罗马”。计划经济不行,拿掉,换成市场经济;公有制有问题,改掉,换成多种经济成分并存。所以,如果我们把目的作为最根本的出发点,那么最重要的就是让所有的一切手段都围绕这个目的,让老百姓过好日子,实现共同富裕。因为只有发展才是硬道理。
那么现在我回过来讲,我的目的就是得到一个最好的作品,所以我向全世界进行国际招标。现在这个最好的作品出现在我面前,不管我的审美水平如何,我认为它确实好,那我能不能给它投一票呢?还是我看着很好,想投它一票,但是想想还有那三条规定呢,算了,不能投?我如果这样想的话,那就是从原则出发。可我现在是从目的出发,那不管,给它投一票!这不就可以得到一个最好的作品,留给子孙万代了吗?那么,投一票,这是什么精神?我觉得,这就是实事求是的精神,就是从实际出发。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这还不是安德鲁赢的问题,更重要的是,连中央向全世界进行国际招标时提出来的三条基本原则都可以推翻,那么请问,今天这个世界上什么东西不能推翻,什么框框不能突破?
同样的条件下,为什么有的人做强了、做大了
我们很多人经常会这样想,你看,中央号召我们,改革要有新举措、新思路、新台阶、新创意……但是中央会不会告诉你,这个企业怎么做、这个行业怎么做、这个地方怎么做……那个规定定的死死的,我有什么办法呢?”上次我去常州讲课,“铁本”事件以后去的。常州市委、工商联的那些人跑过来说:“王老师,你要好好地鼓鼓劲,我们常州这边有的的企业家心情不太好。”“好,明白了。”我什么都不讲,我举了个例子。你说,宏观调控来了,对你发展不利。我可以告诉你,今天这个世界,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最大的区别之一就是,当经济出现结构性矛盾后,资本主义采取的是经济危机的办法,会使社会劳动损失很大;而我们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可能采取宏观调控的办法。因为一段时间以后,总会有各种结构性的不平衡出现。宏观调控一来,很有可能就是个筛子啊。“嚓嚓嚓”一筛,哎,好的留下来,坏的拿掉,就这么简单的事情嘛!所有人都抢着去做一件事情,就不能不把他们筛掉一些,否则资源就会浪费。各位,宏观调控不是坏事,是好事啊!
其实,世界上所有的事情都一样。你不要以为我没有条件、你也没有条件。人呐,总是强调自己的客观原因。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上次,我到沈阳发改委去讲课。东北有些人就说:“王老师,我们最吃亏了,我们斗不过南方人。那个什么浙商啊,等等,有些在我们这里很厉害。”
“啊?那为什么斗不过呢?”他们说:“王老师啊,我们这儿都是大型的国营企业,那么多的工人,还有很多的退休人员,你都要管吧?我们能不能随便让他们下岗?不行啊。可是你看,南方有些私营企业、民营企业,他们合算啊,他们灵活啊!没有人管他们。忙的时候把人家招进来,天天干,一天干十个小时、十二个小时,甚至更长的时间,中午也不休息,星期六、星期天也没有。没活干、闲的时候,一脚把人家踢开了。我们这样行吗?几万个工人下岗不是小事呀,人家马上就找到你,下岗的话就要造反。造反那还得了?我们有维护社会稳定的任务。所以,我们斗不过他们南方的民营企业家。这不公平啊!”
我就跟他们说:“你们别说这种话。南方人也这样告诉过我。”在温州讲课时,他们跟我说:“王老师,我们最吃亏了。”“你吃啥亏呀?”“王老师,真是不合理啊。你看北方那些大型的国营企业,我们怎么斗得过他们?我们那么小的企业,又是民营的,国家会管你吗?在资金最紧张的时候,我们的资金成本有多少,你知道吗?那个资金链,我怕它断掉啊!我们三个月的时间借贷就要33%的利息,还不出的话,你命都别想要了。我们是什么样的资金成本啊!你看看,他们北方国企合算啊。如果你搞得一塌糊涂、搞掉了,不要紧。上级心想,还有两万个职工呢,我能让你们下岗吗?你这个企业倒了以后,那社会就不稳定了。哎!算了,给你贷款,低息贷款、无息贷款全都给你,实在不行就作为呆坏账处理。你只要活下去,只要不闹事就行。可我这儿不行啊,说死就死掉了,哪个银行会给你贷款啊?所以,大家都说不公平。”
我说,你们都不要说不公平。同样的条件下,为什么有的人做强了、做大了?不是什么客观原因。我给你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有两个海盗在一个山洞里面聊天,里面有很多的金银财宝。他们往那上面一坐,其中一个海盗说:“你看看,做海盗多合算,这个职业多容易发财啊!”这时,另一个海盗说:“不过有一点不好,海盗被抓住以后要上断头台的。唉,如果海盗不上断头台,这个职业就太好了。”结果旁边那个海盗说:“傻小子,海盗不上断头台有什么好啊?那样一来,别人都去做海盗了,还能轮到你和我啊?”
各位,你们千万不要说,这个经济政策来了、那个经济政策来了,都定得死死的,我没办法创新、没办法发展。情况不是这样的。所有的行业都一样,都要创新,都要走自己的发展之路。那你说,我为什么到上海证券委上课,到上海市检察院上课?按理说,他们都是制定或者执行政策的,还要什么创新啊?但是人家照样要有创新精神,用创新统领一切。
所以,不要过分强调自己行业的特殊性、自己地方的特殊性,不要强调客观原因。我到中西部去讲学时说过,中西部总有人怪中央不给政策,说自己条件不好,很难发展,那请问,我们建国后三十年来的绝大部分投资到哪去啦?不是都到中西部的三线工厂了。当时能在浙江、福建沿海投资建厂吗?那是前线,甚至有很多工厂都内迁了,工人家属全部支援内地去,哪敢投一分钱。那现在呢?沿海发展了,出现了那么多企业家。但他们都是白手起家,从真正的穷光蛋开始,真是不可思议!
今天这个世界,为什么不要自己负责呢?所有的条件都一样的情况下,总是有人发展了,有人没发展。所以,不管是没有规则的时候,或者是规则条件最严苛的时候,大家都是一样的。如果大家一样乱的话,那你可以乱中出英豪;如果大家一样紧的话,你的机会也是有的,但要动脑筋。更不要说,有些东西还是可以突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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