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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也永远不会承认，日本人一定比你聪明、比你能干，他做出来的东西就是比你好，比你贵5倍、10倍。人不是一样的吗？那为什么你做出来的东西没他做得好呢？这是由于文化设定。什么叫做文化？它牵涉到很多方面，我们可以简单举个例子，比如干净、清洁。
红星美凯龙的洁净文化
红星美凯龙家具广场大厅
大家看（见右图），这是我到红星美凯龙集团讲课，他们的董事长车建新陪我参观时拍的。他希望我能做他们企业的顾问。我说：“做顾问？太远了吧！你在常州，我在上海，怎么做？他说：“有一个人比你还要远，也是我们的顾问。”“谁？”“彼得·圣吉。作为世界上学习型组织的创始人，他虽然远在美国，却可以给中国的民营企业当学习型组织的顾问。你不做顾问可以，只要能在我这个大厅里找到一张废纸屑，你就不必作这个顾问。”你相信不相信？我还真没找到一张废纸、烟蒂什么的。红星美凯龙像这样的开面还有很多条，上下几层，非常洁净。他说：“这也是我们企业文化建设的一个细节。因为国外有人说过：‘你们中国有人总是说自己条件不好，无法发展，等等。你要说条件的话，我问你，你们企业里有没有废纸屑？’什么意思？你发动你所有的员工将车间、办公室、食堂、过道里所有的废纸等全部拣干净，这也是文化。你就从那儿做起，试试看。”
事实证明，二十年来，车建新从一个小木匠一步步做到今天全中国几十家品牌连锁大卖场的创立者，绝对不是偶然的。不能简单地认为他运气好、能吃苦、碰到贵人相助，等等，可能还有更深层、更本体性的东西。
这是他与彼得·圣吉在一起的照片（见右图），是他们的企业报发给我的。当时我送了一本书给他，叫做《超越性思维》，下午他也送了一本书给我，是他自己写的，我一看还有他的签名。说实话，字写得不怎么样，他的签名——车建新三个字分开看，至少有两个字我认不出来。当然，这也不能怪他，毕竟他原来是一个木匠，做沙发的高手。但是，我却突然又明白了一个道理：
彼得·圣吉正与车建新（右）亲切交流
什么叫文化？难道你字写得漂亮就是有文化吗？难道你多读了几本书，多拿了几个学位就是有文化吗？不！文化是更深刻的东西，是让一个木匠、让一个穷光蛋做成大事业的最深刻的东西。大家看（见右图），他现在哪像个木匠？告诉你，他现在是中国人民大学人力资源系的客座教授，也经常在北大、清华的讲台上讲课。他现在就像一个大教授，带个眼镜，你们看，我倒像一个木匠。
王健与车建新（右）的合影
中日洁净文化比较
挂在餐桌上的椅子
回过头来看，什么叫干净？大家看（见右图），这是我到松下公司去给他们讲课时拍的照片，这是他们的食堂，非常干净，可以说一尘不染。你看，凳子都挂在桌子上。我问他们：“为什么挂在上面？”他们回答说：“是为了拖地板方便。”我说：“拖地板没必要这样繁琐的，我们中国人拖地板不需要动凳子、椅子，可以转着拖、绕着拖，只要拖湿就可以，这叫‘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他们说：“不行！你看，窗台上有四个拖把：干的、半干的、特别湿的、有点湿的，我们要拖四遍，决不能偷工减料。”
最美的角落
松下公司的食堂
这是我专挑各种角落拍的（见右图），就连他们最差的路边角落都如此洁净。他们又不知道我要来检查，但他们的“爱国卫生”搞得多好！不像我们这边，就算是最美丽的景点也不怎么样。
松下公司最差的路边一角
你们看（见下图），这是我去年夏天在无锡鼋头渚风景区拍的照片。河边上、小路上，到处都是垃圾，死蝙蝠有几百只，臭气熏天。那些人只知道收钱，一百多元的景点参观费，看到的尽是垃圾。
无锡鼋头渚风景区一瞥
我在报纸上看到一篇文章说，“中国人是全世界最不讲卫生的民族”，当时很不服气。但是，你真的到了某个旅游点的厕所里一看，还真没话说。
戴着纸套管的饮料
戴着纸套管的饮料
相反，日本人给我的最深的印象之一就是他们特别的清洁，简直到了洁癖的程度。在公共汽车上，日本女生的手简直不敢碰扶手，很多人都要用餐巾纸包着。一下车就赶紧去找洗手间拚命洗手，总觉得有千万个细菌粘在手上。你看（见右图），他们的饮料都是用纸套管套好的，不像我们这儿，用刚找了钱的手拿吸管给你，你还能喝得下吗？
世博会上的垃圾桶
2005年日本爱知世博会门口的垃圾桶
我前面也说过，2005年，我去日本爱知县参观世博会时，一进大门就看见十几个垃圾桶放在那（见右图）。我想，我们如果举办什么会展肯定是十几个大红灯笼高高挂。日本这个民族在这一点上和我们不一样，他们的精确程度、他们的要求怎么这么高？我当时别的不想，就想这十几个垃圾桶放在那儿，我们丢垃圾的时候有那么高的自觉性吗？你去分成这么多类，那么丢垃圾的时候成本有多高啊！说实话，我们放二三个垃圾桶已经是很烦的一件事情了，有机或者无机，也不一定每一个人都能按规矩准确地投放。那么，日本人为什么这样放？道理很简单，他们有一种自觉度。这是对日本国民自觉性的一种深刻的信任。
这让我突然想到了一个问题：日本的国土面积小，于是知道物力维艰，要节约、要做精，以至于他们产品的精致程度、产品的质量和最后的收益比我们高5倍、10倍、20倍，最高的时候甚至高达107倍，为什么？道理很简单，实际上他们的成本是在前期。我们中国人跟日本人最大的差别就是，我们在前期可能没什么成本。丢垃圾时候，你想想看，下了楼，你把垃圾袋往垃圾桶里面一丢，管它什么分类，分类不是要花时间嘛？但是，如果我们这样丢垃圾的话，你把猪大肠、电池、玻璃……乱七八糟的东西都往一个垃圾桶里面丢，到最后分类检索的时候，你的成本有多高？最后也许只有一个办法，按照“木板的最低一块”全部填埋。那么，你的资源的投入产出效益到哪里去了？都在“路上”浪费了。
窄电梯里的宽通道
各位，你们到日本去，一定会看到这样一种现象，日本所有的电梯都很窄。日本的电梯虽然窄，但它有一个特点，客人全部站到左边——因为日本是靠左行，跟英国是一样的。电梯尽管很窄，但再多的人，也一个个等着在左边上，把右边空出来，给有急事的人让路。
我们中国呢？我上次在北京火车站出来，上了电梯，电梯旁放了很多小牌子——“请站右边”，结果没人理会，大家都拥在一起，把道都堵死了。很多地方，包括上海也一样。同济大学大门对面的鄣武路，每天上下班、上下学的人们都要等红绿灯，有些不自觉的人就是不给别人留一个向右转弯的通道，坐在自行车上把腿一跨，不让路，后面就都堵着。
乘车的规则
我想到了管理学上经常讲的一个案例。这是一个瓶子，当然是一个小口瓶子，瓶子里面有五个球，每个球上有一根线，五个人每人拉一根线，球可以从这个瓶口里面出来，但是一次只能出一个球。然后，两个团队比赛，看谁先把球全部拉出来。按刚才的那个设定，我们中国人肯定是一、二、三、大家争先恐后一起拉，结果全部卡在瓶口，一个都出不来；但是有些团队，比如日本人可能就这样，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五，很快就全部拉出来了，因为他们非常注重规则、条理。
所以在日本，你在等新干线时，乘客全部聚集在那儿，车一到，大家全部向两边闪开，下车的一个个出去，然后站台上面的人再顺序进来，干净利落、条理清楚，像一部组织运作得很好的机器。在我们这里可能就不是那么回事了。特别是在高峰期，等火车、地铁、汽车的人全部挤在一起，车子一停，你出也出不来、进也进不去，整个一片混乱，摩擦系数太大，这都是社会成本。
日本新干线站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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