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斯·韦伯的文化比喻
我们永远不会承认中国人与日本人之间有什么生物学意义上的差别。个人与个人之间其实没什么差别而言，区别就在于背后的文化设定。
假如你们到上海去，如果要坐出租车的话，我建议你们尽量做大众出租等有品牌的车子，也就是那个蓝颜色的车子，而不要去做红色的杂牌车。因为蓝色的大众车非常规范，沙发垫雪白，服务也非常到位。但如果你做那个红颜色的出租车可就不一定了，它的垫子可能不干净，司机在开车的时候还打手机，甚至朝窗外吐痰。
我觉得奇怪，都是上海人在开车，现在很多都是崇明人，他们本是一母所生的亲兄弟，甚至是双胞胎，但大哥开的是大众出租车，小弟开的是红色的杂牌车，两个人的行为规范就不一样。小弟可能很随便，大哥却老老实实。为什么？因为大众出租车上有具体的规范要求，也就是八条拒付标准，他违反任何一条都不行，三次违反只能请他出去，别再大众开车了。那么，他的成本是什么？所以，大哥才会老老实实的。
因此，不是大哥天生就比小弟素质好，而是大哥钻到了这个蓝色的轿车里就等于是钻到了一种文化里。当他钻到这个文化里时，对他的要求就不一样了。所以人是一样的，就看你在什么样的文化规范场里生存。
两年前我差点写出一篇文章来，如果当时写出来发表的话一定是爆炸性的。那时，我在北京火车站看到报纸上的一篇文章，通栏标题是——从美国虐俘事件看他们人性的邪恶。当时，美国在伊拉克的虐俘事件被媒体揭露后，全世界的媒体都在批评美国的人权怎么样。我觉着可以批评，但是如果我来写文章的话，可能会这样写，我的题目是——从美国虐俘事件看我们人类人性的邪恶。怎么是人类呢？
因为我想，人都是一样的。假设美国的虐俘事件没有被媒体揭露出来，那么可能的情况是：美国在伊拉克的战争结束之后，多数美国士兵就要回到美国了，那些虐待俘虏的人比如那个名叫英格兰的女兵也回家了。你们能不能想象，当她脱下军装，干她原来的工作，无论是律师、工程师，还是教师，当她重新站在讲台上时，她会是什么样子？当她面对学生的时候，我相信她一定像个老师的样子，可是你想想几个星期前她在伊拉克的战俘营里都干了些什么？你居然能作出那么下流的动作，怎么现在又变成另外一个人了？其实人没变，而是环境变了，文化规范变了。
就像当年希特勒部队的那些士兵，在没当兵之前，他可能是柏林大学的学生。他在晚会上跳舞时不小心踩了一位的女生脚，肯定会道歉：“对不起，我不太会跳舞，”这时，他是一位绅士。但是，当他穿上希特勒的军装、戴上钢盔，进入奥斯维辛集中营时，他是什么东西？根本不是人！就像当年的日本兵在南京大屠杀中犯下了怎样的滔天罪行！但是我相信，他没到中国之前，在日本国内，也许是一个良民；在社区内，也许是一个义工；在家庭里，也许是一个孝顺的儿子。但是，在南京大屠杀中，他是什么东西？他是畜牲、野兽、魔鬼！
所以，我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人，全世界都一样，一半是魔鬼、一般是天使，就看在什么样的规范场里把你魔鬼的一面激发出来，在什么样的条件下把你天使的一面激发出来。
于是，我想到了德国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他写了一本书叫《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在那本书里他全面深刻地探讨了资本主义为什么在西方产生、发展。他认为，绝对不是因为人种的优越，而是由于出现了一种新教。换句话说，他认为十六世纪加尔文教改革以后新教出现了，这种新教强调一种新的勤俭、积极、向上的精神，这与老教比较厌世的精神是不一样的，正是这种新的精神引申出了资本主义的萌芽。
紧接着，马克斯·韦伯说出了一个非常深刻的观点。他说：“一个新教徒和一个老教徒之间没有什么区别，十个新教徒与十个老教徒之间也没有什么区别，但是，两千万个新教徒与两千万个老教徒之间的差别却是千差万别的，因为这时候已经不是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区别，不是元素和元素之间的区别，而是结构与结构、系统与系统、文化与文化之间的区别。”换句话讲，十三亿中国人组成的社会与一亿三千万日本人组成的社会，在某些特殊的历史阶段，它们之间的差别却是千差万别的。这决不是元素与元素间的差别，而是结构与结构、系统与系统，以及它们背后的文化与文化的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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