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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斯特•云格尔在整个大战过程中保持着忠诚，“以一种近乎病态的勇敢精神”（尼尔•弗格森语），即使面对着残忍，他的语言仍然是冷静的：“在活着的抵抗者之间躺着死者。在挖开掩蔽洞时，我们发现死者上下叠成了几层，一个连队的人在密集的扫射下被紧紧挤在了一起。”
云格尔用他的语言至少描述了事实真相，而这些真相正是记者所回避的或者是必须回避的。所有的士兵在筑战壕时都会把死者残体用上，不断因发出强烈臭味而发现沙袋里有人体残骸，它们是在筑防卫墙时被塞进去的——而战场上的双方都认为这一切是很正常的。
不仅仅是恩斯特•云格尔那样的作者，还有像托马斯•曼那样的文学家，他们开始也被民族主义病毒所感染，后来在战争过程中才慢慢不再发烧、不再说胡话或写胡话了。托马斯•曼曾在写给抒情诗人理查德•德默尔的一封信中，像一个在1914年8月突然醒悟到要说话的业余作者那样，对发生的事件作了解释、赞扬和深化。总而言之，在战争中，这是一个作家的神圣职责。他和许多其他文学家——格哈德•豪普特曼、赖纳•玛丽亚•里尔克、胡戈•冯•霍夫曼斯塔尔——作为歌德和席勒的后代而对民族的精神和道德建设负有责任，并表示出尚武精神。于是他们成了家乡后方部队的一部分，在推动战争并宽容战争带来的后果。
他们年纪太大，不必亲自到前线去打仗，打仗的事情由年轻人来解决，由他们去作出牺牲。在《基督和士兵》中，沙逊让一个士兵去问耶稣基督在战争中站在哪一边。他没有得到答案，但至少诗人毫不怀疑，耶稣站在双方刚死去者的家庭一边。
适龄艺术家们并不怀疑战争的意义，他们虔诚地走上战场。作为志愿兵的有：画家奥斯卡•科科施卡、弗朗茨•马克、奥托•迪克斯和马克斯•贝克曼；戏剧评论家阿尔弗雷德•克尔；诗人克拉邦德（即阿尔弗雷德•亨施克）、赫尔曼•黑塞和格奥尔格•特拉克尔。马克斯•斯莱福格斯甚至成为战地画家，他觉得待在前线可以丰富艺术生活。1914年圣诞节以前有首批表现主义艺术家丧生。
敌人清早开枪，
我便披挂上阵，
火力在头盔和皮带上方穿过，
前进，向前看，流血厮杀，
抓紧缰绳。
也许傍晚时分
我们以胜利者进军。
也许任何地方
在尸体间挺直身子……
写这首诗的恩斯特•施塔德勒傍晚时分真的挺直身子躺在了尸体间，他于1914年10月30日在伊珀尔附近的赞德福特阵亡。只是，他作为一个德国人而死，而他短暂的一生却是一个欧洲人的一生。他在斯特拉斯堡长大，在那儿念大学，学的是日耳曼学和罗马语语言文学，后获剑桥大学塞西尔-罗兹基金会颁发的奖学金，并在那里完成大学执教资格论文《论威兰的莎士比亚戏剧翻译》。接着在布鲁塞尔大学当讲师，1913年被聘任多伦多大学教授，施塔德勒在那里的任教工作应于1914年9月开始。
然而战争先于这一时间爆发。
其他人保持着沉默，不仅仅是因为在德国有严格的检查机构而不被发表，他们也以沉默表达抗议，学卡尔•克劳斯的做法，他几乎有9个月没有再出版他的《火炬》。在名单上列着真正的歌德和席勒式传统的反战主义者：约翰内斯•R•贝歇尔、安妮特•科尔布、里卡达•胡赫、阿图尔•施尼茨勒、莱昂哈德•弗兰克和亨利希•曼。
1915年圣诞节前不久的普通一天，那些威风凛凛的笔杆子士兵也变得沉默了。本来就是难以描述的恐怖事情变得不能再描述了，现在只有那些顽固的、不听劝说的人还在写。他们从来没有过这么多的读者，因为报纸和杂志有幸在“战争诗”这一栏目中发表洋洋大篇的文章给人民、给祖国、给德皇看，发表一些反对法国和英国的空话连篇的辩论——如果从这样的思维财富中产生一首诗，那最受编辑的欢迎了，因为这是更高尚的德意志文化的证明。比如赫尔曼•祖德曼在他力所能及的范围里将一首短诗投到《柏林日报》的栏目中：
我们是什么人？
我们是有鹿角的人！
人人晋封了骑士！
准备吃苦受难，准备去死，
如果祖国要我们这样做。
其中有不少措辞不当和空洞言词，如“钢铁般的云雀军团”、“德意志本性的再生”、“青年的巨大觉醒”、一次“强加于人民的、为了生存的大战”、渴望一个“更深、更黑暗、更炽热的世界”、希望清洗“颓废和粗野”等等。如果有人因检查而受到局限，却在一本平时不受人注意的艺术杂志里找到一个可以讲反面话的缺口，从而公开表示自己是一个没有祖国的小伙子，和德国人民坚决忠于祖国的气氛和态度不一致，那就要受惩罚，不是被送到前线打仗，就是判监禁，或者成为被关进精神病院中的许许多多人中的一个。
阿诺尔德•非特•冯•戈尔森瑙曾在最前线当过中尉，这个贵族伤愈后回来了，他以纪实小说的形式用不算过分的激情写成真实报告，反面角色用假名代替，大战结束后10年才出版。路德维希•雷恩的《战争》销售数达16万册，被译成10种语言。因此，冯•戈尔森瑙（化名雷恩）跟和平主义者恩斯特•弗里德里希和埃里希•马里亚•雷马克一样，被纳粹列在黑名单的最上面，他于1936年流亡国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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