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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在圣诞节，这个普通的士兵看到了这一点，但他不能得出结论，因为他没有志同道合者，任何地方都没有，甚至在他的家人中也没有，家人们虽然在担心他的生命并希望他健康地回来。要是他回来，他得以一个胜利者回来，而不是以一个失败者。可是大部分人连尸体都回不去，他们被掩埋在佛兰德，这一点却没有人去想它，他们的母亲和妻子也没有想，她们把无限悲痛看作值得骄傲的哀伤。在德国，公众舆论全遵循报纸上发表的观点。而报纸上的观点是相当明确的，经过少量改动，20年后也可以用在纳粹的《冲锋队》中。下面一段文字于1915年1月8日发表在柏林《每日展望》上：
“法国人蜕变成破口大骂者，他们的正义感沾染着纯民族主义成分，通过今天发表的内容显得十分形象。其中一个观点坚持要以巴黎《晨报》的姿态而排除战壕里的友谊。众所周知，这种友谊其实已根据我们部队的观点由德方结束了……而《晨报》方式的排除怪诞得令人作呕，它只能被看作神经质的蜕变。”
巴黎的策划者，按德意志精神是柏林的“难兄难弟”，从他们的基本态度来看，他们跟那些在柏林的人一样，听到令人惊慌失措的报告，说圣诞节期间巴伐利亚人、萨克森人和法国人在搞友好联谊活动，于是大肆发泄对敌人的愤恨：“法军的司令官应该让部下注意这种亲密行动的危害性。你们不应听从他们的友好习惯，要防止他们趋向亲善。你们的面前是野兽，是身上滴着妇女儿童鲜血的怪物，是放火者，是贼和虐待狂。”
编辑们也可以用谩骂来为《每日展望》服务，但是通常的仇恨歌已经无济于事了，向家属报道圣诞奇迹的那些士兵，他们的信已经被发表了，现在要作新的解释——宣传的老规矩。比如：可恶的英国人在拜访德国战壕时只有一个目的：探清敌人的阵地，人们从英国报纸上的讥讽性报道中可以看到。正因为这样——尽管实际上这样的事情非常少——所以就炮制出恰当的宣传谎言，向《每日展望》的读者提出一种相近的结论：人们感到某种形式的心痛，战士之间最后残剩的一点纯人际关系也破灭了，因为可恶的英国人仅仅是在利用这种停战，因此最高统帅部的反应是不可避免的。“强制性军事理由是提出禁令的决定性基础，很有可能会因此而丧失作战的能量，某些勇敢的士兵会非常反感，他们会将刚刚聊过天、交换过礼物或握过手的人在走出战壕时射倒。”
马尔科姆•布朗确信，没有报纸上的这些宣传以及类似的仇恨歌——包括英国人的仇恨——就不会有这种敌意。他引用一个德国少尉的话，那德国少尉先看看天空，然后对一个英国军官说：“我的天哪，为什么我们就不能实现和平，大家都回家去呢？”
从上面观察，从一个这几天经常打电话求救、恳求仁慈和救命的瞭望台看，佛兰德地区好像已经不是这个地球上的地方，完全可以把它叫做月球表面，它满是弹坑，没有一个地方有一点人类生命的痕迹。但是对下面的人来讲，它好比是人间天堂，他们可以直着身子站在弹坑之间，就凭这一点，已经有了一种超凡的感觉。
要不是前几个月所发生的事情，这种感觉是不会有的。仇恨到哪里去了呢？敌视又藏在哪里了？愤怒被埋在哪里了？一个官方记者痛苦地试图向他的英国读者作解释。阿斯米德•巴特利特在《每日电讯》中写道，问题也许在这儿，一个普通的德国士兵，只要他和普鲁士军事机器保持距离，他就是一个“爱和平的好心人”。
在那充满仇恨、愤怒和杀戳的年代，像这样感人的思考在德国报纸上是永远找不到的。自从第一批军邮信件不加评论地被发表以后，后来的说话整版都是带火药味的。战壕里的亲近，这还算是对战场上联谊活动最友好的表达，当然显得这么亲近的总是对方的人。相反，人们很喜欢读的是刊登在《耶拿日报》上的报道：作为对圣诞问候的答复，他们向法国人扔了好几个手榴弹，够他们整个晚上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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