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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相反，朱利安•格伦费尔上尉把他在法国和比利时的参战看成独一无二的大型野餐。谢天谢地，幸好没有带“通常都要配备的、累赘的次要物品”，没有板球比赛、没有茶、没有黄瓜三明治。“我觉得战争简直就是太美妙了。”一些英国军官的态度正好和他这种毫不在乎的样子很相吻，在伦敦西区的军人俱乐部吃晚餐时，他们自鸣得意地说，早上在回家休假的路上还跟他们的部下——和平时见不到的人们一起在战壕里吃早饭。他们没有夸张，比利时的北海海岸和伦敦之间的距离为110公里，坐火车和渡船都很方便。火车从尚未被占领的法国后方出发，朝港口城市开。
侵略者们却舒服多了，他们在占领区为所欲为：抢劫商店和仓库、赶走老百姓、住进他们的房子、让他们做苦工或者把他们送进劳动集中营。将近70万比利时人，不管是男人和女人，都被送到德意志帝国的农村和工厂做工。
由于战争而缺少所谓的人力资源，但这无关紧要。尽管德国部队已经损失了10万人——官方对此并不隐瞒——阵亡士兵的名单照常发表，每天的死亡被看作是对人的必要磨练，公众对此已有思想准备。多年来对民众进行的屈从教育看来颇有成效。
所以，当这些被训练成听话的、穿军装的唯命是从者，现在要把德国秩序颠倒过来、并于1914年圣诞节突然决定在地球上实现完全属于他们自己的和平时，就更令人吃惊了。是德国士兵？是德国士兵！
甚至活人都没法摆脱这样大群大群的老鼠，有的老鼠大得像狗。第135皇家野战炮兵连的西里尔•F•德拉蒙德在他的战地日记里毛骨悚然地回忆起一只老鼠，他情愿给这个“老兄”让路，也不愿在狭窄的交通壕里撞见它。经过几天前日日夜夜潮水般的降雨和风暴，现在老鼠甚至可以通过游泳进攻了。战壕里的水没到士兵们的膝盖处，在粘土地里水流不出去。据说如果伊珀尔-艾兹运河决堤，这些士兵不是被淹死在战壕里，也会被埋到无人区的泥浆里，再有抢救办法也枉然。
用无人区这个名字来称呼被上帝抛弃的西线这块土地再恰当不过了。无人区，也就是说，在这个区里，在狙击手的瞄准器里，几乎没有可作遮蔽的东西，除非在弹坑的水里、死马的身体下面、正腐烂的尸体旁边可以活得时间长一些。在那些既到不了敌人那里、又回不了自己部队的人的尸体后面，必要时能躲一躲，大家都是这么做的。有一个德国人看见英国人用阵亡士兵的躯体当掩蔽，甚至把伤员弄死当掩蔽，他对这种做法十分气愤——但是他连队的士兵同样在这样做，他却瞒着不说。
在无人区，死者是哪个国家的，只能从他们身上不同的军服看出来。最近一次即12月18日和19日两天向德国战壕发起的毁灭性进攻，对许多还不到20岁的德国士兵来讲，是他们生命中的最后2天，在这次进攻中阵亡的德国士兵的脸尚可辨认。
被誉为“工人诗人”的锅炉制造工亨利希•莱尔施把圣诞节看成是“阵亡弟兄节”，他在战壕里写诗，他的诗至今仍保留着。从文学角度看虽然没有流传价值，但是跟那些满腔仇恨的宫廷御用诗人的诗相比，莱尔施的诗是体现当时占优势的士兵内心感受和情绪的文献资料，正是这种感受和情绪促使产生了短暂的和平：
我们的铁丝网前早已躺着一个死者，
太阳烤他，风、露冷他，
我每天朝他脸上看，
我越来越觉得，他好像是我的兄弟。［……］
冒着枪林弹雨，我终于在夜晚走近他，
把他——一个陌生的伙伴拖起来掩埋掉。
是我的眼睛看错了——我的心，你不会错的，
每个死者都有一张兄弟的脸。
圣诞节前6天，在普卢赫斯泰尔特树林里发生的一次袭击中死了许多人，不仅进攻萨克森阵地失败，英国炮兵还打中了几十名自己的士兵。在以后的战役中，这样的损失就被看成是友好交火。但这次交火还是一次定向攻击，只是当时的方向已经不对了，预定的目标战壕未击中。这使那些远离战火的大本营统帅们十分惊讶，而战场上的士兵们一点不感到奇怪。离战死的英国士兵不到一公里的地方是大批被打死的、躺在自己的战壕前的德国兵，因为英国人的机枪一直在扫射，直至前进了几米后才停止。
打阵地战时，每一方经常都作这样的推进尝试。即使成功了，赢得这几米的土地等于什么也没有得到，因为当敌人反攻的时候一切又重新失去了，首先是那些奉指挥官之命而必须作进攻或反攻的士兵们的生命失去了。对将军们来说，部队的士气比人的生命重要；人的生命对他们毫无意义，因为他们不认识这些生命的拥有者，而将军们自己却没有士气。士兵们的士气需要通过晚间突击队来增强，而突击队的士兵很少生还。几周以来的事实说明，这种奉命提高士气，即使取得战果，实际上也是带来大量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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