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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9月间，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先后到广东的湛江、茂名、广州、番禺、佛山、惠州、深圳、珠海、中山、顺德等10个市考察工作。他说：“改革开放以来，广东城乡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全省国民经济逐步进入良性循环，走上正常发展的轨道。在吸引外资、引进技术，加快国民经济发展方面，在引进吸收国外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的同时，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保持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等方面，广东已经走在全国的前列。这充分证明邓小平同志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成功，也说明广东人民对中央的改革开放政策贯彻执行得很好，很有成效，沿着这条路子走下去，广东前途未可限量！”
11月18日至27日，国务院副总理吴学谦在广东先后考察了广州、东莞、中山、珠海、深圳5市。他察看了一些企业、学校、商场、农民住宅和经济开发区，并重点察看了一些旅游景点和旅游开发新区，听取了有关部门关于旅游工作的汇报。
吴学谦说，广东省这几年旅游工作搞得好，旅游经济效益尤其是创汇在全国名列前茅。这不仅仅是因为广东毗邻港澳，占有地域优势，更主要的是各级领导思想上重视，真正把旅
游业当作一项重要的创汇型产业来抓。
1993年1月3日，李鹏总理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谢非和广东省省长朱森林陪同下，重点考察了广东省的基础设施和新技术产业，分别听取了广东省以及深圳、珠海、中山、顺德、佛山等地的汇报。李鹏说，1992年邓小平同志巡视南方重要谈话一年来，广东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又取得了新的突出性进展，在全国名列前茅，令人鼓舞。希望今年把各方面的工作做得更好，取得新的成绩。
政治家看清了风向标，商人看到了埋在土里的钱罐，文人墨客看到了激扬的铅字。
有情去喝酒，无聊去写字。文人就是文人，拿起笔做刀枪。又一次开始了摇旗呐喊。舆论是一种暗示，是一种指向；舆论是战鼓，是号角，是快板书，是黑板报；舆论更是一种激荡情绪的“春药”。
广东最新锐的刊物《南风窗》，1992年论级别是个科级刊物，但经常制造出部级和厅级刊物、报纸也不得不刮目相看的新闻。
媒体和权力部门有一点是一样，制造的任何故事都可以在所控的媒体上迅速传播出去。一名中央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的知名度不会比一名中央政治局委员的知名度低。媒体使然。
《南风窗》自导自演，登出了一篇多人对话式的文章，在满树繁锦的气氛中又挂上一枝花。
甲A：纵观中国解放40多年的发展，毛泽东时期和邓小平时期所产生的典型各有特点。毛主席在世时，选取的典型是大庆和大寨，一个在东北，一个在山西，都在内陆。而珠江三角洲毗邻港澳，面向海洋，相对起来有很大开放性。再从历史上看，有90多个国家的商人来我国通商贸易时，都是从这块土地开始的。内地相对而言就不具有这种条件。
现在有一些经济专家已经把广东看成亚洲的“第五条小龙”，我认为对于发展商品经济来说，珠江三角洲的道路和模式有很大的示范作用。
甲B：谈到示范意义，这次邓小平来粤视察已可说明这一点。但示范意义究竟指的是什么？是凭感觉、比葫芦画瓢地搞乡镇企业，田间地头起高楼？还是去把握珠江三角发展的精神实质？我觉得如果说有示范意义的话，是指那种不停顿地搞改革开放、不为外部环境变化而偏移经济中心的精神。可以说，珠江三角洲的干部和群众在解放思想上具有一贯性。
甲C：西方经济学里好像是没有“模式”这个词的。因为从根本上说，经济活动是不能按某种样式模仿、照搬的。所谓“模式”，是“某种事物的标准样式”，是人可以照着做的，如果三角洲模式是这个意义的话，那么它是不可学的。珠江三角洲本身各市县的发展战略都各有不同，不可能从中归纳出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样式。但如果从十多年来珠江三角洲的具体实践中抽象出一些规律性的东西，我认为是有的，比如搞商品经济，按经济规律办事。内地的“苏南模式”、“温州模式”，共通的也是这一点。
甲A：我的意思当然不是机械地照搬。过去我们有过教训，农业学大寨，北方有荒山野岭可以搞梯田。南方鱼米之乡、草原一马平川怎么搞?结果只好搬来石头生造。这种机械化的模仿带着很深的僵化体制色彩。
甲C：我们讲中国革命发展道路，“农村包围城市”，“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概括得很清楚，那么现在讲珠江三角洲模式，有没有一个简练的概括呢？
甲D：我在珠江三角洲采访时，深感广东人有很可贵的一点，借句古话，就是不“脱了裤子放屁”，不搞多余的手续、繁琐的名词，讲究“剌刀见红”。当地同志自己也不同意“模式”这个提法，甚至连“四小虎”也不想提，他们提“四市县”，主张“少说话，多发财”。
模式是理论家为了总结概括的方便提出的一个有中国特色的名词。其实，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涌现出的这么多模式，说到底是因为我们打破了以往那种千人一面，千口一腔的模式。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解放军，学走样后就可能是“以粮为纲，树木砍光”，那是一种悲剧。而现在我们讲温州模式，苏南模式，珠江三角洲模式，甚至可以再细分为顺德模式，中山模式，南海模式，东莞模式……这本质上是对以往那种僵化、划一模式的否定。珠江三角洲之所以成功，就是因为它是因地制宜，因时而变，没有一种凝固不变的模式来束缚其发展。不仅“四小虎”各有不同，每个县的各个镇、村的发展也都不完全相同。
甲A：不管你叫珠江三角洲什么也好，它现在就是被历史舞台的聚光灯打得最亮的地方，我讲几个数字：去年到广州来的外国元首和国家领导人达257人次；日流动人口120万人；全中国各地把办事处开在广州的918家；去年来广东参观的外省领导人有20个省以上……不管你承认不承认，它都在被人关注、学习。我跟一些外地来广州的同志谈到珠江三角洲时曾说过：珠江三角洲只有两点不可学，第一个不可学是80年代中国的头号机遇被广东人抓住了，机遇是不可学的；第二个不可学，在中国这么大的周边经济区域上，像广东这样毗邻港澳这两个“经济大油桶”的地方，是无法再找到。
至于可学的东西当然很多。最近《人民日报》发了两篇社论，要求开放的胆子再大一点，改革的步子再大一点。又发表文章要敢于利用资本主义。这不是针对一般老百姓而言的，而是针对党的中高级干部讲的。我觉得恰恰在这一点上，珠江三角洲的领导干部认识提前了10年。在某些传统束缚比较重的地方，领导干部想当然地把自己当成裁判员，大部分人当观众，只有一部分人进入了商品经济的战场当运动员。比如个体户、私营企业、他们表演，一些观众则风言风语。什么“不三不四发大财”，“喇叭一响，胜过省长”。但是珠江三角洲
不一样，领导干部带头冲上商场当销售员。县长，县委书记，镇长，镇委书记，村长，统统冲在了前面。大大小小的干部，都有自己的计划、目标、方法，而不仅仅是“你挥手，我前进”。但同时，他们又能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同台大合唱”。一个县就是一个总公司，县委书记是最大的董事长，县长是最大的总经理。他们对发展经济有强烈的责任感和紧迫感，起着“规划蓝图的设计师、实现目标的排头兵、困难的催化剂、调整矛盾的变压器”的作用。
甲B：珠江三角洲有很大示范意义。比如珠江三角洲很善关于用好用足用活政策，他们对自己享有什么政策、怎么用很清楚。而一些地方则整天向上面要政策，其实连自己究竟可以享用什么政策都不清楚。珠江三角洲很多领导则是“唯实”态度，在不违法的情况下，只要有利于经济发展，就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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