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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剑英的讲话是官方的一种说法，民间的说法，从1956年到1976年，中国人发了一场高烧。一烧就20年。
走极端本不是中国人的特点。中国文化的祖师爷孔夫子、孟子的文化核心讲的是中庸。不偏为中，不变为庸。按照民间的说法是“不骑马，不骑车，骑着毛驴赶中游”，“枪打出头鸟”，“出头的椽子先烂”，“木秀于林，风必摧之”，“知足常乐，能忍则安，和为贵”。所有这些，骨子里求的是一种平衡、平和、平均。平衡指身体，平和指家庭，平均指社会。
作家权延赤拿毛泽东和蒋介石作过对比：作为“成者”，毛泽东与“败者”蒋介石在许多方面都是截然不同的。
毛泽东终其一生是“马克思主义加秦始皇”。蒋分石终其一生是“曾国藩加孔夫子”，与宋美龄结婚后又加了一个“耶稣”。
毛泽东读了六年孔夫子的书，曾尊崇这位大成至圣的文宣王。接触新文化，特别是投身革命活动后，对孔夫子越来越持批判态度。他从没否认孔夫子的历史地位，但认为儒家思想在现时代只起反动作用。他曾对一些中央领导讲：“我们批判孔老二，孔老二在历史上影响两千多年，我们在座的哪一位能影响这么久？”同时又指出：“孔夫子到处奔波游说，只会讲空话，到头来一事无成。还是秦始皇办成几件实事。”越到晚年，他越推崇法家，推崇秦始皇，并直言不讳自己是“马克思主义加秦始皇”。
蒋介石临死前教诲蒋经国：“王阳明、朱熹、陆象山这些大儒的书，你要当作圣哲去研读。”
蒋介石原名蒋国泰，乳名“瑞元”，学名“志清”。一九一二年他在日本办《军声》杂志所用笔名为“介石”。一九一八年到广东投奔孙中山才起用“中正”这个名字。
新锐剧作家张广天拿毛泽东和孔子也做了一个对比。他说：我想到“子曰”、“毛说”的对立统一。一个说信而好古，他怀念过去。一个说前途光明，他相信未来。怀念过去，就是否定当下。相信未来，就是怀疑现在。子曰毛说，在今天的问题上，他们最终走在了一起。
孔子的思想，作为从上而下的主流，一直为统治集团用来维护秩序；而毛泽东思想，作为从下而上的另类，可以成为民众解放的理论武器。看起来水火不容，实际上一阴一阳，才好互动发展，给事物的两方面都争取空间。就像太极图的两块，有黑无白，有白无黑，都无以成就太极。中国人在孔子死后两千多年，才等来民本思想的另一面补充。毛泽东集历代造反者的大成，白纸黑字，写就一部“造反有理”的“反经”。如果说《论语》等十三经是《旧约》，那毛泽东的著作就是《新约》。《新约》不是为了抵消《旧约》，而是从新的方面来成全律法。
一家之言，多家之言。正确也罢，荒唐也罢，总之那是一个一杈腰个个都是小毛泽东，中毛泽东，大毛泽东的时代，是一个英雄辈出的时代，是一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是一个激情四射、荒唐迸溅的时代，是一个上天可揽月，下洋可捉鳖的时代，是一个一人挥手大家走，一人唱歌众人吼的年代，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
25年前，深圳与隔海相望的香港对比，用政治的观点看，资本主义雄心勃勃，社会主义疲疲软软。用经济的观点看，香港富得流油，夜尿都油裤裆，深圳是白浪滔天浪滚浪，一张茅草空当当。
13年前，深圳与隔海相望的香港对比，用政治的观点看，资本主义雄心勃勃，社会主义也正在雄心勃勃。
邓小平就站在了深圳大桥桥头的桥面上，他踩得踏实，看得踏实，说的也踏实。
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深圳的重要经验就是敢闯。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不冒风险，办什么事情都有百分之百的把握，万无一失，谁敢说这样的话？一开始就自以为是，认为百分之百正确，没那回事，我就从来没有那么认为。恐怕再有30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在这个制度下的方针、政策，也将更加定型化。现在建设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经验一天比一天丰富。
真佛语如同平常言，大政治就是大实话。
邓小平又用平百无奇，淡似无味的大白话道出了他此次南巡的大象之形，大羹之味的真经。
在1992年1月20日，天晴气朗，邓小平讲出了谜底，他说：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有些理论家、政治家，拿大帽子吓唬人的，不是右，而是“左”。“左”带有革命的色彩，好像越“左”越革命，“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怕呀！一个好好的东西，一下子被他搞掉了。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右的东西有，动乱就是右的。“左”的东西也有。把改革开放说成是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认为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这些就是“左”。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这样就不会犯大错误，出现问题也容易纠正和改正。
1949年以后，“左”和“右”是中国人生活的一个分水岭，一个怪名词，一种文化的变种。沾上右，让你血流成河。沾上左，就能让他人俯首贴耳。
原本的“左”和“右”只是古老的中国文化中的一个指向性很明确的方位词，在风水、相书、巫术、阴阳八卦中一个重要的关键词。
在中国风水学中，一贯遵循的“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去武，中央后土”的模式。方位、颜色和四兽是风水学构成的基本元素。左和右不过代表一种方位，也没有更深的含义。汉儒董仲舒的解释的“左”和“右”，也依然是从自然的属性给出的一种说法：“木居左，金居右，火居前，水居后，土居中央；……是故木居东方而主春气，火居南方而主夏气，金居西方而主秋气，水居北方而主冬气。是故木主生而金主杀，火主暑而水主寒，使人必以其序，官人必以其能，天之数也。”
在《周易》的体系中，经过汉代人“天人感应”的发挥，八卦中的每一卦都有了新的说法：乾为天；还可为君、宗、门、首、德等；坤为地，还可为臣、城邑、田、宅、陆等；震为雷，还可为主、坦道、蕃、左；巽为风，还可为女、风俗、床；坎为水，还可为江河、大川、渊、并、寒泉；离为火，还可为户、牢狱、灶；艮为山，还可为石、庙、宫室、穴；兑为泽，还可为妹、右、西等。
“左”和“右”也只不过在震卦和兑卦里各占一个字。
邓小平用犀利的手术刀，轻轻划了一个口，那个脓肿的年代就流出了黑血，流出了浓水。恶臭，难嗅。
左和右到底是什么，不过是个方位词。东西南北，上下左右，本身很简单，但中国文化再兑上政治的调料，完全变成了一把屠刀，一把利斧，一种机制。
在中华《辞海》里对“左”和“右”的来历有如下考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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