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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农业和轻工业相继下降，重工业（包括钢铁工业）也难以继续增长，从1961年开始急剧下降，钢产量1961年下降为870万吨，比1957年仅多132万吨，基本上退到“大跃进”前的水平。
（三）人民生活严重困难。农业和工业生产的大幅度下降。必然带来市场商品供应的紧张和人民生活的恶化。
城市职工，由于“大跃进”以来国家实行高积累、低消费政策，加之新职工的迅速增加，职工平均工资尤其平均实际工资大幅度下降，据统计1957年职工平均工资为637元，到1961年下降为537元，如果剔除1958年以来物价上涨因素，实际平均工资为399元，比1957年下降37.4%。更严重的是市场商品供应尤其是农副产品供应紧张，城市粮食供应，京、津、沪三市和辽宁省的粮食库存挖空，几乎出现脱销危险。职工口粮，从1957年的人均392斤，降列1962年的368斤，下降6.1%，食油从1957年人均10.3斤，降到1962年的4.9斤，下降52.4%。猪肉供应，全国1961年比1957年减少80.6%，1961年人均肉类供应，北京2.1斤，上海3.6斤，武汉2斤，天津、广州1.7斤，西安1.3斤，沈阳0.6斤。棉布供应量也因棉花连年欠收而减少。1961年2月，决定第二期（3至8月）布票不发，并从3月起毛巾等10种棉制品实行凭布票供应。1961年9月至1964年8月三个年度，每人每年基本定量只发3市尺布票，加上各种补助和奖售，人均只有8市尺棉布。由于市场供应不足，国家不得不扩大特需供应范围，增加凭票供应商品，1961年北京凭票供应商品多达69种。
农民生活水平更是急剧下降。全国农民人均口粮从1957年407斤下降到1961年的307斤，淮河以北地区人均口粮仅300斤原粮，其中西北地区从1960至1963年连续四年人均口粮200多斤原粮，有些天灾人祸（“共产风”等）严重的地区，农民口粮每天在半斤以下。尽管上面号召实行“瓜菜代”、“粮食增量法”，也无法防止农民浮肿病的扩展和农村饥荒的蔓延。
由于收入减少、口粮下降和劳动强度的增加，全国人口的非正常死亡情况十分严重。1958年和1959年人口死亡率改变了“一五”期间逐年下降的趋势，由1957年的10.8%上升到11.98%和14.59%；而1960年死亡率陡然升到25.43%，大大超过了战争年代的1949年的死亡率（20%），全国人口净减1,000万。特别是农村，1960年人口非正常死亡更为严重，这一年农村人口减少1702万。
上述三年经济困难，除了发动“大跃进”和公社化的“左”倾错误是主要原因外，自然灾害和苏联的破坏也是不可忽视的客观原因。根据《中国统计年鉴》资料，中国农田受灾面积，1959年为4,463万公顷，1960年为6,546万公顷，1961年为6,175万公顷，分别比“一五”期间受灾面积最多的1957年（2,915万公顷）超过53.1%、124.6%、111.8%，其中造成农作物产量比常年减少30%以上的重灾面积，1960年和1961年分别比1957年超过66.8%和92.5%。赫鲁晓夫也在中国经济困难时期，对中国施加压力，背信弃义地撕毁了600个合同，撤走全部在
华专家1,390名，并带走所有图纸和资料，逼还抗美援朝时的军用物资折款14.06亿新卢布。这些都加重了中国的经济困难。
1964年到1966年，中国政治、经济由狂热退回现实，国民经济调整取得巨大成功，经济重新焕发了生机。磨盘又一次开始了转动。
1966年，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在中国爆发了。
这一次磨盘的转动，一转就是十年。
红卫兵，红小兵；破四旧，立四新；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大串联。
磨盘里的黄豆、黑豆、绿豆、大豆统统被轧碎。据当时中央组织部的统计，全国脱产干部约1,700多万，在“文化大革命”中被立案审查的约占17%，党中央、国务院副部长及地方副省长以上的高级干部被立案审查的约占总人数的75%，加上被审查的基层干部、工人和连累受害的亲属等，有将近1亿人口。
失语的人太多，是说话的人太少，下场太惨。
杀鸡给猴看，是赚钱的生意。
杀猴给猴看，是打个平手。
杀个老猴给鸡看，则一定是赔钱的卖买。
毛泽东1966年7月8日给他的夫人江青写了一封自称是黑话的信，他写道：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又来一次。牛鬼蛇神自己跳出来。
我的朋友的讲话（指林彪《五一八讲话》），中央催着要发，我准备同意发下去，他是专讲政变问题的。这个问题，像他这样讲法过去还没有过，他的一些提法，我总感觉不安。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样大的神通。我是被他逼上梁山的，看来不同意他们不行了。在重大问题上违心地同意别人，在我一生还是第一次。
我是自信而又有些不自信，总觉得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我就变成了这样的大王了。在我身上有些虎气，是为主，也有些猴气，是为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这两句正是指我。人贵有自知之明。
我猜他们的本意，为了打鬼，借助钟馗。我就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当了共产党的钟馗了。事物总是要走向反面的，吹得越高，跌得越重，我是准备跌得粉碎的。我劝你也要注意这个问题，不要被胜利冲昏丁头脑，经常想一想自己的弱点、缺点和错误。
现在的任务是要在全党全国基本上（不可能全部）打倒右派，而且七八年以后还要有一次横扫牛鬼蛇神的运动，尔后还要有多次扫除，所以我的这些近乎黑话的话，现在不能公开。中国如发生反共的右派政变，我断定他们也是不得安宁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为代表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会容忍的。那时右派可能利用我的话得势于一时，左派则一定会利用我的另一些话组织起来，将右派打倒。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一次认真的演习。有些地区（例如北京市），根深蒂固，一朝覆亡。有些机关（例如北大、清华），盘根错节，顷刻瓦解。凡是右派越嚣张的地方，他们失败就越惨，左派就越起劲。这是一次全国性的演习，左派、右派和动摇不定的中间派，都会得到各自的教训。结论：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
1956年至1976年，毛泽东用了二十年的时间似乎在躲避一种东西，又似乎在超越一种东西，“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但最终没有躲过去，没有超越过去。毛泽东衰老了，周恩来累死了。朱德无疾而终。中国人民也在这场长达二十年的运动战中被运动得筋疲力尽。
1971年，就连驾机叛逃的林彪，在其臭名昭著的《571工程纪要》里也写道，中国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
1979年9月25日至28日，中共十—届四中全会在北京举行。9月29日，叶剑英在庆祝建国三十周年大会上作了重要讲话。他在讲话中明确指出：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还处在幼年时期，我国封建社会的历史特别长，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不可避免地带有这种旧社会的许多痕迹。毫无疑问，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开始显示出它的生命力和发展前途，但是，它还不成熟，不完善。因此，我们要牢记历史的经验教训，毫不动摇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在当前坚定不移地进行国民经济调整的同时，必须积极地有步骤地进行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这是我们党在认识国情、认识我国所处社会历史发展阶段问题上的一个重要进步，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的进一步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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