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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人对一种颜色有一种特殊的印记。我们这一代人对红色有一种特殊的感觉。可以讲色彩记忆的形式和脑记忆、胃记忆一样，有一个时间段，应在十八岁前。可能是这个缘故，我很轻松地把脑海中关于红色的记忆翻腾出来。我发现，在颜色中，关于红色的说法最多。
一种红色，有无数种表述。原始、印象、感觉、视觉、听觉、通感统统都可以过渡到红色这个宽广大道上。不信你看，关于红就有以下的描述：血红、国旗红、朱红、大红、紫红、黑红、夕阳红、鸡血红、朱砂红、海棠红、玫瑰红、宝石红、牡丹红、桃红、火红、胭脂红、露红、猩红、玛瑙红、枫叶红、苹果红、猴腚红……
同样的背景、同样的颜色、同样的道路，最后是不一样的结果。世界绝不仅仅是赤橙黄绿青蓝紫。
一个人就是一种色调。站在晚霞下是夕阳红，蹲在果园里是苹果红、草莓红，和猴子搂抱在一起，大概就是猴腚红。
黑色是一种需平反的颜色。黑色是用量最大的一种颜色。黑色是一种最真实、长久的颜色。是顶级色，是颜色之总和。
红是颜色之首，紫是颜色之尾。首尾相联，大红大紫。往前往后，都会进入黑的领域。
黑色中，星空是情侣的私家星空；黑色中，单体生命才有休整的宿营地。
黑色是一种最强的消溶剂。温情、血腥、浪漫、无耻的战争故事、爱情故事、政治故事、经济故事，大多在黑色中完成交易。
黑色不是一种坏颜色，黑色是一种真实的颜色，但经常掩盖着许多不真实的颜色。
红和黑是一种对抗色。左和右是一种博弈状态。
1949年到1978年，中国的历史就是在红和黑的颜色涂料中，在左和右的博弈中渐渐成型的。
在江西流放的日子里，那个被称作“将军楼”的小院里，邓小平在里面走了无数圈。左和右的问题也是他思考最久，最透彻的一个问题。邓小平对中国的大彻大悟也是在这个小院里完成的。
1956年自从毛泽东说了“不须放屁”后，毛泽东像是受了刺激，赫鲁晓夫过去自称是斯大林的学生，就差点叫爸爸了。斯大林尸骨未寒，赫鲁晓夫就敢在苏共“二十大”恶毒的语言攻击斯大林，同时还公布了触目惊心的数字：“苏共十七次代表大会选出的一百三十九名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有九十八人即百分之七十在一九二七至一九三六年被逮捕和处决了!”
他指出军队内的大清洗的恶果：五个元帅被处决三个；全部军区司令员被清洗，海军和空军首脑被枪决；所有的舰队司令员只有一人得以保存了性命……
半年以后，中国开始反右斗争。
邓小平1988年6月22日会见埃塞俄比亚总统门格斯图时说：“从1957年下半年开始，我们就犯了‘左’的错误。”
当时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的李维汉在他1989年写的《回忆与研究》一书中，披露如下的数字。这场反右派的后果很严重，把一大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的干部错划为右派分子，使他们和家属长期遭受委屈和打击，不能为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这不仅是他们本人的不幸，也是国家、民族的不幸。据统计，全国共划右派分子五十五万余人。其中，相当多的人是学有专长的知识分子和有经营管理经验的工商业者。全国55万余被划为右派分子的人半数以上失去了公职。相当多数被送劳动教养或监督劳动，有些人流离失所，家破人亡。少数在原单位留用，也大多用非所长……
中国从1957年开始，像是进入了一种磨盘。进入了一种怪圈。《人民日报》驻天津记者站站长傲腾一次和我聊天时说起，农村家家户户有一副磨米的磨盘，它是由两块圆形的石板构成，上面的石盘有一洞，可以倒米，米可是高粱、大米、小麦、黄豆、绿豆、黑豆。有条件的人家，用一驴拉着磨杆转，无条件的人家，则人力自推。豆子从小孔里倒，其实，仔细观察，不是两扇磨盘碾碎了豆了，而是豆子相互之间的碾轧而粉身碎骨。磨盘就是一种机制。
1956年，磨盘开始转动了。
折腾也开始了。以往的历史似乎在重复着这样一个规律：有点家底，有点本钱了，折腾就开始了。1949—1956年，中国顺利完成了一五计划。跟着1957年在城市开始了反右斗争，在农村推进了人民公社化运动，在全国搞起了“大跃进”。领袖疯了，中国人民也疯了。
1960年，老天爷打了中国人一个耳光。苏联人又在背后踹了中国人一脚，“大跃进”和公社化的折腾和反右倾的严重错误，使中国的国民经济又到了一个低谷。生产力受到了巨大破坏，国民经济出现严重困难局面。
（一）国民经济比例全面失调。主要表现在；首先是积累与消费比例失调，1958——1960年平均积累率高达39.1%（“一五”期间平均积累率为24.2%），这三年积累额共达1438亿元，比“一五”期间全部积累还多44%，而且积累效果极差；第二是工农业比例失调，工业总产值从1957年到1960年增长1.3倍；而农业总产值却下降22.7%，工业与农业产值比例由5.7比4.3变为8比2；第三是工业内部的比例失调，1958—1960年，生铁产量增长3.5倍，铁矿石产量增加4.8倍，煤产量增长2倍，而货运量仅增加1.1倍。轻工业产值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由55%下降到33.4%，而重工业产值由4.5%上升到66.4%，轻重工业之比，由“一五”期间的3比2，到1958年至1960年变为1比2；第四是供求比例严重失调，1958年至1960年三年的社会购买力，比1957年488.2亿元不断地大幅度增长，分别为578.8亿元、675.1亿元、716.7亿元，三年内增加了46.8%。而市场商品可供量则严重不足，尤其吃和穿的商品缺口很大。1957年至1960年，粮食和花纱布等主要消费品大约挖出库存1／3，但货源仍然不足，到年终未实现的社会购买力达到198亿元。
（二）生产大幅度下降。由于“大跃进”和公社化运动过分强调主观能动作用，违反客观经济规律；超越生产力发展水平，过急地改变生产关系，必然造成对生产力的破坏。
首先，农业生产急剧下降。不仅连续下降，而且下降幅度很大。均在10%以上。1960年的粮食产量竟降到了1951年的水平，1962年棉花产量降到了1950年的水平，农业生产大约倒退了10年时间。
其次，工业生产下降。由于轻工业生产大部分以农产品（尤其经济作物）为原料，所以1959年至1961年经济作物产量的下降导致1960年至1962年轻工业生产严重下降。1962年与1959年相比，轻工业总产值下降35.2%，棉布产量下降66.6%，糖产量下降69.1%，卷烟产量下降5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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