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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罗瑞卿被撤销职务，后被投入监狱。
同月，河北省邢台地区发生强烈地震，三十余万人受灾。
同月，毛泽东多次同康生、江青等人谈话，说如果中央机关做坏事，就要号召地方造反。并说，要支持左派，建立队伍，进行“文化大革命”。
我查阅资料，手头也有一份涨停版的时间表。那是一天一跳，一跳一惊的时间表。“二报一刊”是当年最大的“股评家”，最有权威和影响力的“股评家”。
1966年1月1日，《红旗》杂志发表《政治是统帅，是灵魂》的元旦社论，强调政治要统帅经济，批评了“经济好就是政治好”、“生产好就是政治好”的观点。要求在实现第3个五年计划的新的战斗年月里，继续在各项工作中突出政治，把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摆在首位，使人的思想不断革命化。
1966年2月3日，《解放军报》发表社论《永远突出政治》。到4月5日为止，该报又发表了6篇论述突出政治的社论。这些社论反复宣传要“把政治思想工作当作我军全盘工作的基础”，“突出政治一通百通，冲击政治一冲百空”。“政治永远是第一，永远要突出。政治要在百分之百的时间里起作用”，“有了精神成果，就一定能出物质成果”，要“处处突出政治，事事突出政治，时时突出政治”，“坚持用政治统帅军事，用政治统帅一切”。
1966年8月5日，毛泽东在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发表了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毛泽东在6月2日《北京日报》第一版的报角上写了一段话。在这段话的誊清稿上毛泽东改动了几个字，并加标题《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大字报写道：“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啊！请同志们重新读一遍这张大字报和这个评论。可是50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到1962年的右倾和1964年的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吗？”大字报不点名地指责刘少奇，明确地提出党中央有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8月7日这张“大字报”印发给出席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同志。8月17日，作为“中央文件”下发，传达到县团级。在全国广为传抄张贴。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首次接见百万红卫兵，并戴上红卫兵袖章。
1966年9月18日，林彪接见解放军高等军事学院、政治学院和总政治部宣传部负责人，要求“把学习毛主席著作提高到一个新阶段”。他说：“马克思、列宁的书太多，读不完，他们离我们又太远。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著作中，我们要99%地学习毛主席著作，这是革命的教科书。”“毛主席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高得多。”“毛泽东思想是最高水平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主席这样的天才，全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现一个。毛主席是世界最大的天才。”
1966年12月25日，蒯大富首先喊出“打倒刘少奇！”在张春桥指使下，蒯大富带领着5000余人从清华大学来到天安门广场，然后，他们分成五路，由广播车开道，分别到王府井、西单、北京站、菜市口等处演讲，散发传单、张贴大字报、大标语，攻击刘少奇和邓小平，“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和刘邓血战到底”的巨幅大标语铺天盖地而来，贴上了天安门城墙，贴满了大街小巷。同时还宣布声明：“①强烈要求王光美回清华作检查；②薄一波必须在1966年12月29日以前回清华交待反革命罪行；③王任重必须在1966年12月31日以前回清华清帐。”行动持续了整整一天。蒯大富在天安门广场进行演说：“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不打倒刘少奇誓不罢休！”
1966年，红是主色调，左是主概念。
1966年10月10日，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战斗队通过其驻各地的代表，组织人员把大街小巷的建筑物都涂上红油漆，写上各种标语。并在店堂内、居民住房里也贴上带有忠于毛泽东的文字和画片的红纸。他们想使整个中国变成“红色的海洋”。在这一活动中，大批建筑物也被红色的标语所覆盖。
作家林斤澜后来回忆1966年8月时，写下这样的文字。他说：1966年的8月，当时号称“红八月”。现在回想起来，这个“红”字等同“血”字，“红八月”在记忆里，是“血八月”。记忆不会凭空，当时“西纠”在六中后院，创立了“劳改所”，用酷刑拷打出来的鲜血，在墙上题道：“红色恐怖万岁！”
血，从北京文艺界最先流，北京大学随着流，以后全国血淋淋了。血红的8月里，北京烧过多少书本、文物、工艺绝活？抄过多少人的家？剃过多少阴阳头、光头？画过多少人的黑脸、红脸、花脸？抖露过多少隐私？造过多少谣、多少诽谤、多少侮辱？拷打过多少人？
北京大学中文系一个学生，带着几个同学，自己“进驻”了文联。他是来夺权的，革委会不叫夺。但他可以管自走进会议室训话，指着一个青年作家说，你放毒，我受过你的毒害。那个年头不是这年头，青年作家一声不响。又指着老作家说：曹靖华比你们资格老，头发、眉毛、胡子都白了，我们叫他曹三白。叫他把牌子举起来——挂在脖子上的牛鬼蛇神牌——他就举起来。叫他举高点、举过头，他就举高点举过头。
这个大学生忙忙地打了不少电话，叫人到文联院子里来。院子里仿佛要唱戏了，来了一伙女中学生，都十五六年纪，后脑支着两把小刷子，穿新旧拼凑的绿军衣，一律宽腰带，带铜扣。到了中午大显身手，解下腰带就是鞭子，铜扣立马见血，全不手软。
8月23日，红卫兵批斗老舍，有人发现他胸前没挂牌子，大逆不道。立刻有块牌子递到女红卫兵手中，女红卫兵往老舍头上套，那牌子只吊着根细铁丝，又短，匆忙中，勒在耳朵上，下不去，就使劲勒。老舍双手往上托铁丝，托出头顶，犹有余力，不知是收不住，还是没有收，反正连手带牌子碰着了女红卫兵的脸面。院子里一片哗然，只听见叫“打”“打”“打”了。人群中间，一位大个子作家，平日认真，几天来沉默观察，这时义愤爆发，气冲声门：“他打红卫兵，他反革命……”花坛上女红卫兵劈拍打过去，男红卫兵跳上来劈拍乱打，老舍立刻矬下去，非跪，非蹲，成团堆在地上。当天夜里，老舍出走，第二天他已死在太平湖。
据统计，从1966年6月至10月3日的4个月内，红卫兵挖出“暗藏敌人”，即地富反坏分子16,623人，破获“现行反革命案”1788起，抄家没收的财物，计有黄金118.8万两，白银30.6万两，银元978.9万块，外汇729.7万元。现金、存款、公债券482.8亿元。金银等物171.9万件，历代文物1,000万件。从城区赶走的“牛鬼蛇神”达39.74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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