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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经过10年的探索，深圳特区除具有较完备的硬件环境外，软环境建设方面也走在全国前列。在实践中，积累了比较丰富的对外开放工作经验，初步培育了各种生产要素市场，有选择地引进了香港和西方先进经营管理做法，提高了按国际惯例进行经济活动的能力，聚集和培养了一批熟悉涉外经济业务的人才。
深圳市政府的负责人指出：把深圳放在国际，国内经济坐标系上观察，其地位的特殊性更为明了。从国际上看，深圳特区是国际市场的一部分。由于它特殊的地理位置，若再加上更加开放的政策，在经济贸易上完全可以扮演香港、新加坡一类的角色。从国内来看，深圳特区是联接内地与香港的枢纽，又是内地经济直接进入国际市场的一块跳板。从国际销售网络来看，香港优势大于深圳，而从有广大腹地作依托的经济力量来看，深圳优势大于香港。
正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许许多多的“深圳人”，以他们勇敢的探索，使得深圳特区这个中国改革开放的最大“实验场”散发出了迷人的魅力。现在，深圳特区已经赢得了改革成活率高，牵动面小的赞誉。
深圳是二十世纪末中国最大的一幅油画，大画家就是邓小平。
邓小平还要在这个城市逗留几天，也就有时间从从容容地欣赏这幅二十世纪末的巨幅油画：从上到下，从左到右。1984年，他也是在这幅刚刚打好底色的油画前重重地点了几笔后，这个情景叫美国《时代》周刊的一个驻北京的记者邓肯看到了。
美国《时代》周刊1985年度的遴选封面人物于11月间就开始了。最先被提出来的人物有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南非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黑人主教图图，南非黑人领袖曼德拉，以及美国总统里根。但在《时代》周刊高级编辑会议的讨论中，这些人物都没有得到高级编辑们的普遍支持。这时，邓小平的名字被提了出来。正巧，《时代》周刊首席驻外记者邓肯刚从北京回来，编辑会议于是请他发表意见。邓肯谈了四个方面的看法，大力举荐邓小平：
1、邓小平在中国推行的改革开放政策，深受人民爱戴，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生活因此得到改善。
2、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生活的改善，可以协助保持世界局势的平稳。
3、中国经济政策的彻底转变，如果确实有效，将意味着对苏联模式的共产主义提出了另一个选择。
4、这个转变，无论在正面上与反面上都将会影响世界其他共产主义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
邓肯所举的事实和在事实基础上的推理，一下子就把犹豫不决的高级编辑们说服了。他们又通过投票，选择邓小平为1985年的“年度人物”。
高级编辑们投票的结果只是提名，最后一关还要得到《时代》周刊的总编辑亨利·葛仑瓦德的首肯。葛仑瓦德又问了高级编辑们几个问题。他问：邓小平的政策会不会失败？得到的回答是：中国人民支持他；高低潮会发生，但是回到“文革”时代却不可能。他又问：人民的支持有什么征象？回答是：中国农村新舍的建造是人民生活改善的明证之一。葛仑瓦德本人曾率《时代》周刊代表团在1985年10月访问北京，与邓小平会晤过。邓小平显然给他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好，就用邓小平吧。”葛仑瓦德最后下了决心。
上不上美国《时代》周刊封面人物对邓小平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中国改革开放，打开紧锁的大门，就要面对国际国内的品头评足。
天下许多事，对于百姓而言是茶余饭后，闲侃的话题。对政治家而言，可就是一个大坎，能不能过，怎么过，前后左右，颇费思量。
邓小平车队在深圳又东南西北地转了一大圈。
望着窗外的高楼矮树，看着那一张张年轻的面孔，邓小平沉默了很久的嘴巴开始说话了。
显然，他兴致很高，他对身边的谢非说：“八年过去了，这次来看，深圳特区和其他一些地方，发展得这么快。我没有想到，看了以后信心增加了。对办特区，从一开始就有不同意见，担心是不是搞资本主义。深圳的建设成就，明确回答了那些有这样那样担心的人。特区姓‘社’不姓‘资’。从深圳的情况看，公有制是主体，外商投资只占四分之一，就是外资部分，我们还可以从税收、劳务等方面得到益处嘛！多搞点‘三资’企业，不要怕。”他接着尖锐地批评道：“有的人认为，多一分外资，就多一分资本主义，‘三资’企业多了，就是发展了资本主义。这些人连基本常识都没有。”
汽车缓缓进入深圳迎宾馆，到了桂园别墅门口，中巴车门打开，邓小平下了车，显然他的话还没有讲完，他踩在车梯上，回头说出一句话，一句令人意料不到的话，邓小平说：“那些人尽讲屁话！”陈开枝亲耳听到了，谢非听到了，李灏也听到了。
陈开枝后来也学会了这句话，对那些办事不公，胡说八道的人，他也经常用这句口头禅去回应他们。
在中国的领袖里，敢于用这种口气和方式说话的也只有两个人。一个是毛泽东，一个是邓小平；一个是湖南农民的儿子，一个是四川农民的儿子；一个爱吃辣椒，另一个每顿饭也不能少了辣椒；毛泽东属小龙，邓小平属大龙；一个没有要大元帅军衔，另一个也没要元帅军衔。
毛泽东酷爱读书，邓小平更爱沉思；毛泽东借古论今，风采万千，邓小平白水一杯，清澈见底。一个是一六，一个是二三。
毛泽东是邓小平的老师，邓小平是毛泽东的学生。
毛泽东知道邓小平，邓小平也参透毛泽东。
毛泽东说：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就最讲认真。邓小平说：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干老实事，就是实事求是。
毛泽东讲：一句话顶一万句，我看一万句都不顶一句。邓小平讲：哪有什么金石良言，即席讲几句话就句句准确。
毛泽东说“不须放屁，土豆烧熟了，还有牛肉。”把它写进诗里，谱成曲子，全中国人民都会唱。毛泽东说“不须放屁”是指赫鲁晓夫，指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以口若悬河的演说天才，一口气作了长达七小时的秘密报告，报告的题目《个人迷信及其后果》，报告的内容是谴责凶暴的罪犯“斯大林”。赫鲁晓夫放了一颗苏式政治原子弹，冲击波辐射到了波兰、匈牙利，辐射到了中国。1956年2月28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我们不要盲从，应加以分析，屁有香臭，不能说苏联屁都是香的。现在人家说臭，我们何必也跟着说臭呢？”
“苏联过去把斯大林捧得一万丈高的人，现在一下子把他贬到地下九千丈。我们国内也有人跟着转。中央认为斯大林是三分错误，七分成绩，总起来还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
邓小平说那些人尽讲屁话，又是指谁呢？他没有说，他也不会说，没人问，也没有人敢问。
1966年，那是一个穷折腾，折腾穷的年份。国家在晃，人民在晕。邓小平吸了一口烟，又吐了一口烟，对即将成为过河卒子的吴晗说了一句话：怕什么，天还能掉下来吗？我今年61岁了，从我参加革命到现在，经历了那么多的风浪都熬过来了。我的经验无非两条，第一不怕，第二乐观，向远看，向前看，一切都好办。
左的思潮像牛市一路飘红，左的观点、行为全都放在涨停版。
毛毛在《邓小平文革岁月》一书中，开列了一个涨停版的时间表。
1966年一开年，一系列事情、事件，目不暇接地连续发生了。
1月，林彪召开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大讲“突出政治”，为觊觎权力做理论准备。
2月，江青在林彪支持下，于上海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3月，该座谈会《纪要》经毛泽东亲自修改并批发全国，为借用军队力量进行“文化大革命”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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