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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广东省副省长刘田夫1979年到过深圳，他说，住在一个臭水环境的小招待所，蚊子一抓就是一大把。
当年的深圳，对一个由中国内地到这里工作的人，尚是如此，对外国商人和投资者能有多大魅力，可想而知。
建设者毕竟有建设者的眼光，他们认真贯彻执行中央给予特区的特殊政策，利用深圳毗邻香港的有利条件，努力发挥地理优势，让深圳这块“风水宝地”重现异彩。特区政府为了尽快创造一个良好的投资环境和洽谈生意的场所，先后开发出罗湖、上涉、蛇口、南头、华侨城等新城区，兴建了一批厂房、商业大厦、旅游宾馆、居民住宅，以及一批车站、直升机场，出入境口岸和长达80多公里的特区管理线。还建成了港口泊位63个，吞吐能力达800万吨；建成装机容量70千瓦的沙角电厂，使供电量由1979年的0.32亿度，增加到9.8亿度，增长61.8倍；规模较大的国际机场正在加紧建设，通讯设施有了根本改善，直拨长途电话可达国内130多个市和县城，直拨国际长途可达2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深圳，平均每10个居民就有一部电话。
深圳这块沐浴在亚热带阳光下的土地，一股浓郁、清新的现代气息扑面而来。这里没有耸入云霄的大烟囱，没有切割城市风景线的线杆和电线，没有汽车、马车、手推车并行的田园景象。
深圳像一座雄伟的无字碑矗立在南国的海岸线上，等待着人们去镌刻最精美的诗篇。深圳又像是中国巨人的一个永恒的微笑，向世界展示着它的风采。
濡湿，温暖。
现代化的高楼大厦一栋栋走进邓小平的视野，窗外红绿相映、黄蓝相交的景色和李灏的高门大嗓刺激了邓小平的思维。邓小平高声谈道：“从深圳的情况看，公有制是主体，就是外资部分，我们还可以从税收、劳务等方面得到益处，多搞‘三资’企业不要怕。有的人认为，多一分外资，就多一分资本主义，‘三资’企业多了，就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就是发展资本主义，这些人连基本常识都没有。”小平同志接着说：“对办特区，从一开始就有不同意见，担心是搞资本主义。深圳的建设成就，明确回答了那些有这样那样担心的人。”他斩钉截铁地说：“特区姓‘社’不姓‘资’！”
汽车行驶到新建成的火车站。这个火车站规模宏大，现代化水平很高，是深圳市的标志性建筑。火车站的正上方是邓小平亲自书写的“深圳”两个大字。在参观时，邓楠开玩笑地说，这是您的专利，也属知识产权。说得邓小平笑了起来。
从火车站参观出来后，邓小平一行乘车直奔皇岗口岸。边防检查站、海关、动植物检疫所的负责人都在这里迎接邓小平。皇岗边防检查站站长熊长根向邓小平汇报说，皇岗口岸占地一平方公里，有180条通道，是亚洲最大的陆路通道。邓小平登到口岸最高处，这里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只有一河之隔、但有公路桥连接的香港落马洲。他深情地久久凝视着香港方向，目光非常坚毅，表达出对香港回归及回归后的前途充满信心。
虽是走马观花，浏览深圳市容，邓小平很高兴。
中国人说：老人小孩。意思是说，人老了就像个小孩子。孩子的眼光是新奇，稚嫩，好奇。
在深圳的九龙海关关口，在皇岗口岸关口，看到那些背着行李、拎着公文包，行色匆匆的来自欧洲、美洲、大洋洲和东南亚的商人、旅游者络绎不绝地向我们已经敞开的大门走来，那些加长的货柜车、冷冻车、集装箱车，像一条蜿蜒不断的长龙，向深圳这永不落幕的广交会走来。深圳已不再仅仅具有象征意义，而是中国敞开大门的一个实实在在的体现。
年轻的城市，放射出年轻的光芒；没有历史负荷的城市，哼出无忧无虑动人的小调。深圳是块肥硕的鱼饵，一批批年轻人，以及不太年轻的人向她靠近，向她游来。
他们中，有的是农民的儿子，告别了那黄土小屋，那埋葬着几代先人的土地，那长了近一个世纪的老槐树，放下了镰刀，锄头和汗渍渍的草帽，怀揣着一个朴素的梦，从黄土大道上走来了，他们中，有的是牧民的后代，告别了那天苍地茫的草原和牧场，那穹庐似的蒙古包和发出悠长小曲的勒勒车，怀揣着一轮绿色的太阳，在草原上迈开了憧憬的大步来了。
他们中，许许多多的人尽管有着不同的生活背景，有着差异很大的人生阅历，但有一点是相同的：他们不太守陈规，冒险、放荡不羁，热爱生命；他们渴望得到新世界的抚摸和拥抱；他们敢于放弃，甚至抛弃一些原本很贵重的东西——地位，职务，熟人构成的社交圈和闭着眼睛也能走回家的小路；他们转换了听觉，因为世界的大舞台上，已经换了新的唱片、歌手、乐队和舞台背景；他们的眼睛和心一起生出了新的翅膀，向着远空飞翔；他们勇气过人，他们迈开了双腿，不再留恋过去那数了一千遍甚至一万遍的脚印，那莫名其妙的虚荣心
和那比秦砖汉瓦还古老的戒语。于是，深圳就有了这么一群群、一伙伙，来自北方，来自南方，来自新疆，来自上海，来自繁华的大都市，来自偏僻的小乡镇，来自四合院，来自蒙古包，来自竹楼，来自黄土屋的有文凭或没文凭的青年男女。带着一份青春，十份自信，百份的梦想踏进这个熙熙攘攘由陌生人组成的陌生世界。
邓小平都看到了。中国需要一份证明，深圳就是一份最好的证明。
在风光绮丽的深圳河畔，有个新近修建的实景微缩景区。这个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小人国”，近百处景点，按照中国区域版图分布，是中国自然风光与人文历史精粹的缩影，游客在一天之内可“畅游大江南北锦绣河山”。
富有象征意味的是，深圳这个中国版图上的弹丸之地，如今也具有这种“微缩功能”。中央25个部委、全国27个省（市）及上百个地（市）都在深圳有不同规模的投资，并设立了办事处，联络处。国外有近30个国家和地区的外商在深圳投资办起了企业、公司2300家。而且，深圳又直接接受仅一河之隔的香港各种舆论的辐射。
深圳就是处在这样一种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的交汇点上，而这八面来风的弹丸之地，却成功地扮演了改革开放的“开路先锋”角色。
首先，深圳“窗口”，“样板’功能已经形成。
从1980年中央决定创办经济特区以来，在基本不靠国家直接拨款投资的条件下，深圳靠外引内联，开发了近61平方公里的土地，办起三资企业2300家，实际利用外资占我国吸收外资的1/7，外贸出口额以年均80.7%的速度递增。伴随着深圳的繁荣，久治不愈的外逃问题得到了根治。深圳人不仅不逃香港，相反，不少香港人却纷纷回返深圳买房定居，边防呈现出少有的安宁。
经过近10年实践，深圳特区以无可争议的事实实现了邓小平概括的四个“窗口”，即“技术的窗口，知识的窗口、管理的窗口，对外政策的窗口”作用。
李灏深有感触地说，建特区是有一个不断认识过程的。深圳特殊的地理位置，决定它本身就不是普通城市。特区发展到今天，已显示出我们始料不及的“特异功能”。从经济上看，就是除“四个窗口”外，还能成为国家最有希望的创汇基地。从政治上讲，伴随深圳同香港经济距离的缩小，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就有实例，才有充分说明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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