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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说了很多，也是耄耋之年聊得最多的一次。
一次，在深圳迎宾馆的小院里散步，李灏说现在改革开放有一定的阻力。正在慢慢散步的邓小平，突然回过头来，坚定地说：“是拦路虎，就赶走；是绊脚石，就踢开。”“改革开放一定要搞下去，不改革开放只能是死路一条。”
寡言为贵。
邓小平不喜欢套话、空话、废话，更厌恶假话和谎话。
你可以不说话，你可以沉默，但你不能讲假话和谎话。
据王任重同志回忆：1959年容国团得世界冠军后，邓小平同志说过这样的话：“打乒乓球打赢了说是毛泽东思想胜利了，打输了呢？能说是毛泽东思想失败了吗？不能这样简单化、庸俗化。”
邓小平是在说林彪。因当时受林彪的影响，思想理论界出现了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的思潮。有人甚至牵强附会地把体育运动中所取得的成绩也归功于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结果。
对于这种作法，邓小平后来还在1960年3月25日的中共中央天津会议上作了《正确地宣传毛泽东思想》的报告。邓小平说：“对毛泽东思想的宣传问题，我曾经在山东、天津谈过，后来在中央也议了。昨天在毛主席那里还谈了这个问题，他赞成这个意见：第一，现在的主要问题是把毛泽东思想用得庸俗了，什么东西都说成是毛泽东思想。例如，一个商店的营业额多一点就说是毛泽东思想发展了，打乒乓球也说是运用了毛泽东思想。第二，马克思列宁主义很少讲了。”
曾经在50岁时随邓小平到美国访问，并担任翻译的冀朝铸是我国老资格的外交家，他是在美国长大，在美国接受的教育，而后又常年在中国工作，他不仅能用两种语言听、说，还能用两种语言思考。
冀朝铸在他写的一本回忆录里，曾写到：访美期间，美方对邓小平的接待都是极为热情的。《时代》周刊把邓小平作为封面人物，隔一段时间后又再次把邓小平的照片放在封面。这是《时代》杂志绝无仅有地在一年之内两次把同一个人选为封面人物。
邓小平到达美国的第二天，由卡特总统主持为他举行了国宴，被邀请的人都是卡特的内阁成员、国会议员和其他知名人士。国宴上还有一个乐队演奏传统音乐。宴会进行到一半时，乐队就走到第一桌的邓小平和夫人面前，演奏小夜曲。卡特就站起来，致欢迎辞并祝酒，邓小平也回礼。我为他们两人翻译，我被安排在第一桌，坐在邓小平旁边。当我不停地翻译时，也想办法吃了些东西。
在第一桌就坐的还有美国著名的思想进步的女演员雪莉·麦克兰，对中国很友好。她和邓小平谈得很热烈，谈了好多问题。她提到几年前曾访问过中国的一个农村，有件事使她很感动。她遇到一位正在田里种西红柿的教授，她问教授，是否觉得在偏远的乡下干这种体力活儿是一种损失，因为这样完全脱离了他在大学里的科研工作。那位教授说，正相反，他非常高兴和贫下中农在一起，从贫下中农那里他可以学到很多东西。
本来邓小平和麦克兰边说边笑，谈得很高兴，但邓小平听完麦克兰的话后，马上脸上变得很严肃地说：“那位教授在撒谎。”这使麦克兰大吃一惊。卡特当时也正在听着邓小平和麦克兰的谈话，他马上理解了邓小平话的意思，就点了点头表示同意。在“文革”中甚至在“文革”前，数以百万计的知识分子下放到农村，有时一去几年，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这实际上是对人才资源的极大浪费，给人们造成了很大的痛苦，摧残了人们的健康，甚至生命。而邓小平由于周总理的关怀，成为少数幸运者之一，没有受到太大的迫害，但即使这样也下放农村劳动达三年。邓小平是党内少数试图制止这种极左做法的领导人之一，为此他十年之内两次被打倒。他十分清楚那位教授的话只能是撒谎，是掩盖他的真实感情和想法。
俄国作家契诃夫说过：人要有三个头脑，天生的一个头脑，从书中得来的一个头脑，从生活中得来的一个头脑。一个只有从书中得来的头脑的人和一个具备三个头脑的人撤谎，结果可想而知。邓小平总是用他那炯炯锐利的目光观察人和事。该点破时就点破。
邓小平是“言必行，行必果”的大政治家。
他常讲的一句话：我们说话是算数的。
1982年9月22日撒切尔夫人一行乘专机抵达北京，入住钓鱼台国宾馆。在钓鱼台国宾馆，撒切尔夫人住进了第十二号楼。撒切尔夫人与一般女性不同，她喜欢住那男性味十足的总统卧室，让她的随从住在女性色彩强烈的粉色的夫人卧室；她喜欢在龙床上，龙床上雕着一百一十六条姿态各异的龙，是仿明代皇宫龙床复制而成，总重量达1.2吨。
两天后，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会见了撒切尔夫人。撒切尔夫人笑着对迎上前来的邓小平说：“我作为英国现任首相访华，看到你很高兴。”
邓小平话里有话地回答道：“是呀，英国的首相我认识好几位，但我认识的几位现在都下台了，欢迎你来呀！”
宾主落座，邓小平开门见山。
“香港问题很简单，我看一两年能解决。中国政府有三点原则性意见：第一，主权不容讨论，香港本来就是我们的地方，但从现实出发，香港问题可以谈，而主权不能讨论。第二，希望在一两年内解决香港问题，否则，到时候中国将单方面宣布自己对香港问题的政策。第三，与其今后解决，不如现在解决。假如香港出现了不可收拾的局面，那么，我们将重新考虑收回香港主权的日期。”
撒切尔夫人此时一个劲儿强调，香港繁荣必须取得英国的合作。对此，邓小平毫不含糊地驳斥说：“应该明确肯定，1997年中国将收回香港。就是说，中国要收回的不仅是新界，而且包括香港岛、九龙。中国和英国就是在这个前提下来进行谈判，商讨解决香港问题的方式和办法。如果中国在1997年，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四十八年后还不把香港收回，任何一个中国领导人和政府都不能向中国人民交代，甚至也不能向世界人民交代。如果不收回，就意味着中国政府是晚清政府，中国领导人是李鸿章！我们等待了三十三年，再加上十五年，就是四十八年，我们是在人民充分信赖的基础上才能如此长期等待的。如果十五年后还不收回，人民就没有理由信任我们，任何中国政府都应该下野，自动退出政治舞台，没有别的选择。”
邓小平不是见风使舵的人，更不是口是心非，趁风扬沙子的人，他坦率，真诚。
在50年代后期的一次会议上，毛泽东本人提出：我不能再做国家主席，我应该退到后台去了，让别人干。
他没有提名由谁来担任国家主席，让大家讨论。会上大家都不吭声。
邓小平说话了，“都不提，我提，刘少奇。”
干脆、严肃，在大事上，凭主见，不顾盼左右，不察颜观色，也不随大流，关键时刻，讲出自己的看法，这是邓小平的作风。没有人不同意，毛泽东也没有反对，大家都鼓了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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