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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就是我们的宽度。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中国在西方国家产业革命以后变得落后了，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闭关自守。建国以后，人家封锁我们，在某种程度上我们也还是闭关自守，这给我们带来了一些困难，三十几年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行的，发展不起来，关起门有两种，一种是对国外，还有一种是对国内，就是一个地区对另外一个地区，一个部门对另外一个部门。两种关门都不行。我们提出要发展得快一点，太快不切合实际，要尽可能快一点，这就要求对内把经济搞活，对外实行开放政策。
他是老话重提：他从来不炫耀自己的记忆。那是政治家的小技巧。邓小平是大政治家。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说过一句话：我想知道上帝是怎样创造这个世界的，我对诸种现象不感兴趣，我想知道上帝的思想，其它均属细节。美国的物理学家阿·热从大数规则角度补充道：尽管物理学家能够谈论和计算很大的数，但人类心智还不能真正领会与自然所玩弄的巨数相联系的现实。即使是在报纸上看到的一些相对小一些的数，如果不把它们化成按人计算的形式，我甚至也理解不了。做过这种事情的读者会惊奇地发现，报刊上引用的那些数字往往是没有什么意义的。
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现在，周边一些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比我们快，如果我们不发展或发展得太慢，老百姓一比较就有问题了。所以，能发展就不要阻挡，有条件的地方要尽可能搞快点，只要是讲效益，讲质量，搞外向型经济，就没有什么可以担心的。低速度就等于停步，甚至等于后退。要抓机会，现在就是好机会。我就担心丧失机会。不抓呀，看到的机会就丢掉了，时间一晃就过去了。
我国的经济发展，总要力争隔几年上一个台阶。当然，不是鼓励不切实际的高速度，还是要扎扎实实，讲求效益，稳步协调地发展。比如广东，要上几个台阶，力争用20年的时间赶上亚洲“四小龙”。比如江苏等发展比较好的地区，就应该比全国平均速度快。又比如上海，目前完全有条件搞得更快一点。上海在人才、技术和管理方面都有明显的优势，辐射面宽。回过头看，我的一个大失误就是搞四个经济特区时没有加上上海。要不然，现在长江三角洲，整个长江流域，乃至全国改革开放的局面，都会不一样。
从我们自己这些年的经验来看，经济发展隔几年上一个台阶，是能够办得到的。我们真正干起来是1980年。81、82、83这三年，改革主要在农村进行。84年重点转入城市改革。
经济发展比较快的是84年至88年。这5年，首先是农村改革带来许多新的变化，农作物大幅度增产，农民收入大幅度增加，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广大农民购买力增加了，不仅盖了大批新房子，而且自行车、缝纫机、收音机、手表“四大件”和一些高档消费品进入普通农民家庭。农副产品的增加，农村市场的扩大，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又强有力地推动了工业的发展。这五年，共创造工业总产值6万多亿元，平均每年增长21.7%。吃、穿、住行、用等各方面的工业品，包括彩电、冰箱、洗衣机，都大幅度增长。钢材、水泥等生产资料也大幅度增长。农业和工业，农村和城市，就是这样相互影响、相互促进。这是一个非常生动、非常有说服力的发展过程。可以说，这个期间我国财富有了巨额增加，整个国民经济上了一个新的台阶。89年开始治理整顿。治理整顿，我是赞成的，而且确实需要。经济“过热”，确实带来一些问题。比如，票子发得多了一点，物价波动大了一点，重复建设比较严重，造成了一些浪费。但是，怎样全面地来看那五年的加速发展？那五年的加速发展，也可以称作一种飞跃，但与“大跃进”不同，没有伤害整个发展的机体、机制。那五年的加速发展功劳不小，这是我的评价。治理整顿有成绩，但评价功劳，只算稳的功劳，还是那五年加速发展也算一功？或者至少算是一方面的功？如果不是那几年跳跃一下，整个经济上了一个台阶，后来三年治理整顿不可能顺利进行。看起来我们的发展，总是要在某一个阶段，抓住时机，加速搞几年，发现问题及时加以治理，尔后继续前进。从根本上说，手头东西多了，我们在处理各种矛盾和问题时就立于主动地位。
对于我们这样发展中的大国来说，经济要发展得快一点，不可能总是那么平平静静、稳稳当当。要注意经济稳定、协调地发展，但稳定和协调也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发展才是硬道理。这个问题要搞清楚。如果分析不当，造成误解，就会变得谨小慎微，不敢解放思想，不敢放开手脚，结果是丧失时机，犹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
不扰民，不摆谱，不搞阵势，不装腔作势，是他外出视察的另一特点。这次也一样，没
有惊动太多人。但是深圳老百姓还是知道了。这是BB机日子，这是手机月份。这是口口相传提速的年代。
李灏在深圳市委办公楼404室见到笔者时说：“小平同志这次参观国贸大厦有一个非常感人的场面。当小平同志从旋转餐厅下到一楼大厅时，从一楼到三楼的大厅四周站满了自发而来的群众，雷鸣般的鼓掌长时间响彻大厅。小平同志也非常高兴，频频向大家招手致意。整个场面没有任何组织，但热烈、融洽、自然、有序，充分体现了人民群众对小平同志发自内心的爱戴和崇敬。”
谢非已经去世，在他留下的一篇文章里，曾这样写道：小平同志在视察期间给我们留下了许多美好的记忆。那时，小平同志到了哪里，哪里就是一片欢腾的人海。在深圳国贸大厦，小平同志从顶层下来时，从一楼大厅到三楼，到处是人山人海，人们看到小平同志都激动万分，高声问候“小平同志，您好!”“邓爷爷好!”不停地尽情鼓掌。在珠海视察工厂走出厂门的马路上，有数以千计的群众聚集在这里，兴高采烈地鼓掌欢迎小平同志，情绪高涨。这掌声和问候声，表达了人民群众对小平同志的爱戴和崇敬，也反映了身受其惠的人民群众对改革开放政策的坚信和拥护。小平同志置身于群众当中，总是满面笑容，频频向群众招手致意。在珠海生化药厂，一位企业负责人对小平同志说：我母亲知道您要来，流着泪叮嘱我，要我当面祝您身体健康。小平同志亲切地说：谢谢你的母亲，我也祝她健康长寿。这些感人的场面生动地反映了小平同志和群众水乳交融的感情，小平同志时时刻刻都惦记着群众，人民也永远铭记着小平同志。
邓小平不动而转。这是一次不动而散步的闲情。
他真的很高兴。
秋雷走得晚，春雨下不完。
在广州二沙岛的留圆别墅一号，已经退役的前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校长、上将朱敦法告诉笔者，那天的下午，在深圳桂园别墅的小花园里，朱敦法司令，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周南，中央军委副主席刘华清正在散步、闲谈，这时，邓小平身边的工作人员告诉他们，邓小平在等他们呢。得信后，三人拔腿就向小平的住处跑去。在别墅的客厅里，邓小平和杨尚昆坐在沙发上，刘华清指着朱敦法给邓小平介绍，他是广州军区司令朱敦法，淮海战役时他是连长。邓小平非常高兴，说：“现在将军里在淮海战役里的连长也很少了。”
邓小平问：“那年你多大？”
朱敦法回答：“21岁。”
邓小平用浓重的四川口音说：“那时你还是娃子连长。”
会见结束，回到驻地，刘华清说，在来深圳之前，他在北京看望过老人家，在邓家孩子们都上班去了，他自己一个老人很寂寞。这一次看到他显得很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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