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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举着颤颤微微的手，断断续续地说出了一个关于现时的哲学：对改革开放，一开始就有不同意见，这是正常的。不只是经济特区问题，更大的问题是农村改革，搞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废除人民公社制度。开始的时候只有三分之一的省干起来，第二年超过三分之二，第三年才差不多全部跟上，这是就全国范围讲的。开始搞并不踊跃呀，好多人在看。我们的政策就是允许看。允许看，比强制好得多。我们推行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不搞强迫，不搞运动，愿意干就干，干多少是多少，这样慢慢就跟上来了。不搞争论，是我的一个发明。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干。一争论就复杂了，把时间都争掉了，什么也干不成。不争论，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农村改革是如此，城市改革也应如此。
朴而自古，拙而自奇。若远而复，若纵而敛。邓小平谈话就是这样挥洒自如。
邓小平那一辈革命者，吃过苦，打过工，爬过山，抗过枪，打过仗；挨过整，下过台，世态炎凉见过，五谷杂粮吃过，各种类型运动经过。苦辣酸甜，是是非非，真真假假，高高低低，冷冷热热全套活练过。他们身居高层，更了解基层。他们见过苏联老大哥的反复无常，也见过酷冬和盛夏怎样出现在老大哥的脸上。列宁像个教授在红场睡着了，斯大林叨着烟斗伫立在克里姆林宫，赫鲁晓夫像个吝啬的俄国小农民把最后一泡尿也尿在自家那块小土豆地里。他们也见过那些小老弟的国家，有奶便是娘，谁家送的红包大就到谁家把歌唱。
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那是那一辈人难得的集体品质。
他们不骄情，不做作，不装，不撑。他们不需要包装，更不需要伪装。他们的历史，他们的阅历，他们的经验，他们的坦荡，承受得起这一职务，这一位置，这一话语权力。
他们不讲形式，不讲废话，不讲假话，不讲大话，也不需要讲客套话。
邓小平急。他是心急。
此前两年，1990年，他曾语重心长地对中央政治局的几位同志讲出了内心的忧虑。
他说：“我担心滑坡。百分之四、百分之五的速度，一两年没问题，如果长期这样，在世界上特别是同东亚、东南亚国家和地区比，也叫滑坡了。”世界上一些国家发生问题，从根本上说，都是因为经济上不去。假设我们有五年不发展，或者是低速度发展，例如百分之四、百分之五，甚至百分之二、百分之三，会发生什么影响？这不只是经济问题，实际上是个政治问题。
1990年，就是中国的一个坎，政治家的一个坎。就是一个能否应付的“政治问题”。
中国人太相信政治，又太不相信政治。对政治既爱又恨。矛盾的心结、情绪在中国的股民身上显露得最清楚。
1949年以后，从人数的多寡来判断一个群体，股民则可以和农民、猎民、渔民、牧民划到一个圈里。都是活着不容易的一个圈。有文字形容为草民、贱民、黎民、游民，这也算是实话实说的一种。
股市是中国经济的晴雨表，也是中国政治的晴雨表。无论经济学家、股评家、庄家承认与否，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的股票升降、萎缩与膨胀和政治是息息相关。政治是股市的亲娘。
中国的股市直观，敏感，裸露。但在1984年至1990年3月，股票初降，问津者寥寥，因为人们尚不知道股票值钱，能变钱，并能使钱“下崽”。这时的股票真可谓“养在深闺人未识”。
深圳发展银行计划发行1,000万元股票，备受冷遇。动员党政干部带头买，推销人员登门求人买，也仅销出796万元“发展”股票。某局分到1万元认购任务，只有局长带头买了1,000股（每股1元），其余股票无人认购而被退回。某处处长买了2,000股，回家挨了太太一顿骂，并被罚睡几宿地铺。深圳“万科”股票1988年发行时，发行方案周密，广告宣传紧锣密鼓，但只销出3/4，还有150万股“积压”，由包销者“销不了兜着走”。上海“电真空”股票首期行销期满时，仅有500万元被认购，只占发行股额2,200万元的1/4，余下3/4只好由承销的4家证券公司分摊吃进。
中国人谁能相信，一颗硕大的摇钱树就栽在你家院里，一摇就下钱，毕竟那是一个离谈钱色变不远的年代。中国人谁又能相信，一个美丽、裸体的姑娘不收聘金，不举行仪式就站在你的床头，毕竟那是一个离谈色变色不远的季节。
原新华社记者，现任中宣部新闻局局长的胡霄汉曾对当时股票市场，有真实的记录：
人们对股票由不识到初识，股票行销由不畅到平销，这个渐进过程相当缓慢；股票市价很低，在面值上下徘徊，上海面值50元的股票仅卖50多元，甚至一度跌到48元，深圳几种股票平均只比面值高出20—40%；股票交易量较少，深圳股票交易额1988年不足1,000万元，1989年才升到3,253万元，而上海股市1986—1989年成交额累计不足1亿元。显然，股票“出师不利”。
1991年9月至今，从1991年仲秋起，股市“由阴转晴”。尤其是今年以来，股市一片兴旺景象。几十种新股公开发行，今年总计约有8亿元股票公开发行，引发阵阵股潮。去年11月10日，深圳市11种新股发行（每股1元，共2亿元），出现40万人排队争购的盛况。全市300个发行网点发放新股认购申请表（共300万份），只有3.6%的中签者能购到股票（每人限购2,000股）。9日夜，有20万人通宵达旦地在发行点排队等购，到10日上午，排队者达40万人。今年—月，上海发售207万张股票认购证（每张证30元），数以百万计的市民排队抢购。如今，l0张连号的认股证已被炒到3,000多元。
今年以来，股价高涨，股票发行价格都溢价几倍，最高溢价9.28倍。股票交易价格更高。面值100元的“豫园”股票价格一度突破10,000元，目前仍达8,800多元；面值1元的“发展”股票价格达四五十元；连今年新上市的几种股票价格也高出面值一二十倍。股票交易额直线上升，今年1—5月，上海股票成交额达50多亿元，超出前年总和一两倍；5月21日放开股份，交易额竟达3.6亿元，创上海股票日交易额之最。更值得注意的是，全国各地争相发行股票，千百万人谈论股票，学习股票知识，因此说股票倾国倾城毫不为过。
著名经济学家凯恩斯曾把股票比喻为美女。一位买卖股票成为亿万富翁的股民更是动情地说：“买股票吧，是你如胶似漆的妻子！”股票具有绝代佳人般的魅力，难怪千百万人为她神魂颠倒、寝食难安。用一句广告词来概括：股票，“挡不住的诱惑。”
如果说当时深圳人的情绪直接在股票、期货等商业行为上凸现，而北京人的情绪则更多的是在北京腔，北京味，北京大爷的文化层面上凸现。郭栋写道：“这世界变化快”。人们表现出来的精神总是异常新鲜。
有人把青年文化概括为穿牛仔裤、跳霹雳舞、戴earphone、听通俗歌曲、唱卡拉OK。今天，又得加上一个玩文化衫。
时下，名牌热退潮，文化衫大盛。近10年来，没有哪一种服装能够具有如此的魅力，而吸引了成千上万的青年。那种圆领、短袖、肥大、宽松的东西，一旦印上点什么，竟如此神奇。从“烦着呢，别理我”到“崔健摇滚”，从“拉家带口”到“酸甜苦辣”，从“真搓火”（真窝囊）到“不会来事”，从“一事无成”到“所向无敌”。有文字，有画像，有歌谱，有图案，人们随心所欲，展示着各自的心态。“咱们的领袖毛泽东”是一种寻找毛泽东的企盼，“广阔天地，大有作为”成为第三代人一种冷静回味，“千万别爱我，没钱”则是对社会不良习气及婚姻消费过高的不满。真是雅俗共赏，应有尽有。至于那种印有京剧脸谱的文化衫我觉得倒极有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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