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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片子中所谓‘少女脱光衣服的场面’，只不过出现了少女的背和腿。有的片子中所谓‘不堪入目的床上镜头’，其实是一个被捆绑着的女人在被窝中挣扎滚动。这哪能算‘黄色下流’？！”
“如果这也不能演，那也不让看，那不又回到只能演八个‘样板戏’的时代了吗？”
十天以后，录像放映活动的调查结束了，周惠认真听取了汇报。内蒙古的录像放映活动始于1984年9月下旬。起初是外省市的人进来放映，后来，呼、包二市先后出现过四十七个固定或流动性放映点，其中七个是经过正式批准的。这些放映点大部分设在一些公园、厂矿和企业的俱乐部、小礼堂、会议室，均为营业性的。观众大多数是青年人。呼和浩特地区放映过的六十七部录像片中，武打功夫片有五十七部，生活片有七部，间谍片有三部。
情况不过如此，但为什么有些同志大惊小怪呢？对此，周惠看得很远，想得很深。他对同志们说，录像放映活动是对内搞活经济、对外开放中出现的新事物，其中难免混杂着一些不健康的东西，这不足为怪。一些同志之所以大惊小怪，问题主要出于：一是“左”的思想影响还在起作用，往往把这些录像看作是污染，以为应该划入清除之列。二是封建遗毒还像幽灵一样的在脑子里徘徊，用旧的观念来评判录像片，这也看不惯，那也不顺眼，甚至对剧情发展所需要的男女之间的镜头也横加指责。讲到这里，周惠话锋一转：“当然，如果有人大放特放全裸体录像片，宣扬资产阶级腐朽没落的思想意识，那是绝对不允许的。”
周惠这么一点拨，人们茅塞顿开，思想认识有了新的提高。不少人这样议论道：
“孔雀开屏时，屁股也露出来了。随着对外开放，文化生活中出现了一些不健康的东西，这是不可避免的，我们不能只盯住孔雀屁股而看不到五彩缤纷的羽毛。”
“文学艺术不同于教科书，教育与娱乐之间也不能划等号。直接或间接有利于四化建设，包括有助于劳动者在紧张工作之余消遣的娱乐活动，都是需要的。‘阳春白雪’固然好，但‘下里巴人’也不可少，在这方面再也不应该简单划一了。”
“我们要不断克服习惯势力的影响，跟上时代前进的步伐。三年前，谁穿着西服走在大街上，就有人会侧目相看，现在西装革履已成为时髦。清朝时男人以留辫子为美，现在如果有人还作这番打扮，就会被当成疯子。”
周惠分析了当前群众物质和文化生活的实际情况后，还在有关会议上反复阐述了这样的观点，人们物质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对精神生活的需求也更高更迫切了。而目前群众文化娱乐活动内容比较单调，数量不多，质量不高，服务态度也差。群众文化娱乐生活方面的“饥饿症”应该说是好事情，说明我们的经济工作有了好的转变。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不是一句简单的口号，它要求我们的宣传、文化工作者深入实际，下功夫搞出一些群众喜闻乐见的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都比较好的电影、电视和录像片，积极满足群众的需要。
无独有偶。在广东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有老革命到深圳转了一圈后，夸张、悲哀地说道：“深圳这块土地上，除了五星红旗是红的外，其它一切都是‘黄’的了”，还说什么“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之间变成解放前”等等。
同一时期，广东省委书记任仲夷则谈到，很多地方曾把男人留长发、穿喇叭裤等生活小事，视为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把表现人体美的绘画和雕塑，以及跳迪斯科、唱卡拉OK等外来的文娱活动视为淫秽、黄色、下流的资产阶级的东西，甚至对某些本来属于不同学术观点范畴的问题都视为反马克思主义的。凡此种种，统统称之为精神污染，甚至扣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帽子。如果这样搞下去，必然造成思想混乱，人人自危。为了区分，我提出了“排污不排外”的观点，给复杂的意识形态问题找了一件简单的外衣。
像这样的例子，还可以举上许许多多。但归根结底，叶公好龙的人多，马后炮的人多，评头品足的人多。政治上这样的人多了，你倒变成坏蛋了。因为，他们也有护身符，左比右好，这是一个网，这是一种既得利益，这是一种他可以大声喊，你都不能吭声的暗器。
还有一种暗器，它来无踪，去无影，那是谣言，那是笑话，那是一种被设定了密码和机关的笑话。
谣言。如古语所说：丧中行窃，僻巷杀人，恶俗之行。真真假假，假真真假，是是非非，非是是非。
日本哲学家三木清先生说：我们只能在不安定不确定的谣言的旋涡中生活下去。谣言总是离我们很远，我们甚至往往不知道它的存在。可这遥远之物却与我们发生着如此密切的关系。谣言是作为一种传闻的社会批评，这种批评没有任何标准，或者说有无数的偶然标准，因而根本不是什么批评。将传闻看作是一种批评，要认真与它对质，那是徒劳的。
谣言不属于谁，甚至也不属于被谣传的人。就算谣言具有社会性，但严格说来，它也不是社会的什么东西。谁都不准备相信这个没有实体的东西，而谁又都在相信它。
谣言从一切情感而来，从嫉妒心、从猜疑心、从竞争心、从好奇心等等。谣言的产生虽然如此，但作为一个谣言存在下来时，它已不是情感的东西，而是观念的东西了。一切谣言的根源是不安，这种认识具有真理性。人因为自己的不安而编造谣言，接受谣言，又再传播
谣言。不存在应该对谣言负责的人，接受这种责任的东西我们称之为历史。
区别事物是否具有历史性的标志之一，是看它是否在谣言中存在。人也一样，越是历史性的人物就越会有更多的谣传围绕着他。历史就全部建立在这样不安定的东西之上。历史性的东西，不是在批评中，而是在谣言中被决定的。事物的历史化仅仅通过批评还不够，必须通过谣言这个更加反复无常、偶然而又不确定的东西。
在中国从事政治，成为一个大政治家，成为一个敢为天下先的大政治家，被人当笑话讲，那只是付出的成本中最低的一种。解嘲的办法是，你才华出众，貌倾天下，那一定被人中伤；当你快要提拔时，一定会有人告你；当你被全国人民当笑话讲时，你就变成伟大领袖了。
政治是个奇怪的东西。神经，顽皮，多动。像淘气的坏孩子。它是最难驾驭和最难控制又最难传授的一个东西。
1990年3月3日，邓小平在退休后又一次找了几位中央负责同志，他在退休时曾有言在先：“以后中央的工作我不过问，除非特别大的问题。让新的中央，特别是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独立思考，独立工作。”
他还是忍不住，还是要讲。在大问题上他不得不讲。他说：“现在特别要注意经济发展速度滑坡的问题，我担心滑坡。百分之四、百分之五的速度，一两年没问题，如果长期这样，也叫滑坡了。年增百分之六的速度是不是真正能实现第二个翻番？这个要老老实实地计算，要最终体现到人民生活水平上。生活水平究竟怎么样，人民对这个问题感觉敏锐得很。我们上面怎么算账也算不过他们，他们那里的帐最真实。”
“我的意思是，加强思想政治工作，讲艰苦奋斗，都很必要，但只靠这些也还是不够。最根本的因素，还是经济增长速度，而且要体现在人民的生活逐步地好起来。人民看到稳定带来的实在的好处，看到现行制度、政策的好处，这样才能真正稳定下来。不论国际大气候怎样变化，只要我们争得了这一条，就稳如泰山。”
下象棋，子吃子；下军旗，子碰子。邓小平这次要下把军棋：子碰子。再下把围棋：四子吃一子。
夜幕降临了，大地更冷了，寒星闪闪烁烁，弯月紧锁着眉头。专列不管不顾，像一条银龙一路呼啸驰进湘楚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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