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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31日,国务院召开全国清理“三角债”工作会议,朱镕基副总理主持了会议。会议指出,这次清理“三角债”工作的指导思想是把清理“三角债”作为搞活国营大中型企业、提高经济效益的突破口,立足于治本清源,从解决“三角债”源头人手,防止新的投资缺口,防止新的亏损,防止新的产成品积压,防止新的拖欠。会议还明确了这次清理“三角债”的主要任务、主要做法以及清理的对象重点。
1991年,是好消息和坏消息爆炸的年代。先是国家工商管理机关经过一年的调查得出的结果,去年早些时候,大陆一些社会学者根据自己对个别私营经济较集中地区的调查研究,推算中国大陆有5万至6万具有百万以上资产的私营企业,并向外界公布。中国工商行政管理部门遂开始了摸底调查。据参与调查的工商行政管理人员介绍,他们是根据个体工商业主的表面情况,着重对9万户可能拥有巨额资产的个体工商业主进行明查暗访。经过反复查对,只有398户私营企业的注册资本逾百万元人民币;此外,还查明约有90户资产名义是集体企业,实际是私人所有的百万富翁。其时,大陆共有1329万个个体工商户,其中从事与民众生活密切相关的商业、服务业、饮食业和修理业者约占77%。
然后是“小康”城市排座次,其时,我国已有36个城市按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计算达到了小康水平,广东省有6个城市榜上有名。达到小康水平的36个城市,共有8281万人,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突破了800美元。
这些城市依次排列是深圳、珠海、海口、厦门、上海、广州、北京、乌鲁木齐、沈阳、天津、大连、太原、佛山、东莞、沙市、无锡、中山、苏州、淄博、大庆、克拉玛依、东营、盘锦、玉溪、十堰、宜昌、郴州、大同、鞍山、金昌、嘉峪关、遵义、德州、霍林格勒、奎屯、畹町。
天津市郊区张家窝乡农民最近有了自己的飞机。张家窝乡共有粮田2万多亩,果树1.7万亩。近年来,随着乡镇企业的发展,从事农业的劳力越来越少,加之过去一家一户人工喷药,费工费时,不利于防治病虫害,因而影响全乡粮食和果品产量的提高。乡党委和政府为加强对农业的社会化服务,决定由乡里拿出8万多元资金,购买两架“蜜蜂3号”农用飞机,用于全乡农作物和果树病虫害的防治,使全乡农业朝机械化和现代化的方向迈进。
吉林出了一怪人,他用了1小时51分的时间,当众准确地把圆周率背诵到小数点后10500位数,创造了全国最新纪录。
圆周率是无限不循环小数,数字枯燥难记。到1991年4月15日,他用l小时36分当众背到10000位数。不久再次创造了10500位数的最新纪录,误差率仅为0.68%。专家们认为,一般人的大脑只开发了15%左右。背诵圆周率的事实可以说明,人脑的记忆潜力是相当大的。
比这潜力更大的是蛰伏了许久的暴雨在江淮流域倾巢出动,其累计降雨量,是70年来这一地区同期所没有的,造成山洪暴发,江河水位猛涨,到6月14日,全省有2400多万亩麦田受涝成灾。正当千万农民在“雨缝”中抢收小麦、抗灾夺粮时,6月12日至15日,江淮流域再次普降大暴雨,长江支流滁河发生了有气象资料以来的最大洪水,滁河大堤全线漫堤,7万多人被洪水围困;淮河大堤多处发生险情。
邓小平非常擅长于思考大跨度问题。此时,时间是凝固的,空间在无限地延伸。他是一个预言家,更像是一个占卜家。
鼎卦第五十:九三:鼎耳革。其行塞。雉膏不食,方雨,亏,悔,终吉。《象》曰:鼎耳革,失其义也。这段卦翻译成白话,大意是:鼎耳脱落了,无法将插扛插入鼎耳移鼎,精美的野鸡肉不能得到,无法食用。天正下雨,落入鼎中,美味亏损,可悔恨,最终还可以获得吉祥。《象传》说:鼎耳脱落,是说鼎不能移动。
天下的事,充满了辩证法,变化无穷,其利无穷,其害也无穷。
在今天的世界中,大多数人太忙或太闲,有的人是脑忙、心忙、手也忙;有的人脑闲、心闲、手也闲;有的人是脑闲心不闲;有的人是手忙心不忙。对于普通人来讲,没有时间去思考一些久远的大问题,他们没有这个位置,也没有这个必要。
邓小平则是一个讲故事的高手,而且一生只讲了一个故事:穷和富的故事。故事情节简单,高官、百姓都能听懂。权威的任务是给希望简单的人一个简单的故事,给糊涂的人一个明白的故事,给胆小的人一个勇敢的故事。
简单是一种透析力,简单是本质。简单是一种说法。邓小平就能一语中的,破方为圆,削繁为简,将复杂的事物,三言两语就让他暴露出真实的人。大政治家通常都具有这种能力。
1984年10月24日,距今已近20年,邓小平又把这个穷和富的故事,复杂而又简单的故事讲给一群老头、老太太们听,他们是中央顾问委员会的全体委员。邓小平知道,他们中,有的曾经担任过封疆大吏,有的是内阁成员的重要人物,有的是各大军区首脑,他们中有真懂马克思,也有半懂不懂的,也有不懂装懂的。早在1956年,邓小平就说过,我们党内就有这样一种人,老是拿共产党的牌子和革命多少年的资格去压别人。人老怕糊涂。特别是在高位的人更怕糊涂,那不是害几个人,是害一群人,一片人。
这话也只能邓小平去说,他有这个资格,他有这个威望,退回30年,这么讲,那是有一顶右倾的帽子等着给你戴呢。
作家叶永烈曾写过这样一个右派。
他叫张奚若,此人无党无派,被称为“无党派人士”。而张奚若是著名的无党派人士,所以也就能出席各民主党派负责人的座谈会。
张奚若早年留学美国,回国后过着教授生涯。他先后在北京政法大学、中国大学、中央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西南联合大学担任政治学教授。
在抗日战争胜利后,张奚若拥护中共关于联合政府的主张,支持学生的民主运动,拒绝出席国民参政会,成为中共的朋友。
1949年9月,张奚若作为无党派人士的代表,出席了在北平举行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
此后,他出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常委,教授。
张奚若敢于讲话,而且颇有见解。比如,“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国名,最初就是张奚若先生提议的。
那是在1949年6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召开第一次会议。会议的第四筹备小组,负责拟定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该小组以董必武为组长,以张奚若为代理副组长。在起草过程中,涉及国名问题。有人提议用“中华人民民主国”,张奚若听罢,建议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张奚若的这一建议被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所接受,写入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
张奚若毕竟是教授,毕竟是政治学教授,讲起话来喜欢归纳为几条。他说,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这三大主义的根源是三句话,即“居功自大、知识水平低、经验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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