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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珠江三角洲人对发展商品生产有着一个极为执着的共识，就是商品生产搞不上去，经济不发达，老百姓的生活水平上不去，你就说得再好，也是没有任何作用的。曾经有位领导人说过，我们的国家不缺乏政治口号，政治口号制造得太多了，我们现在缺少的是一些实干的东西。在共产党领导下，总得要让老百姓的日子过得一天比一天好，一年比一年强。记得一位资深的老记者说过这么一句话，他说，世界上大到国家小到个人，都离不开这么三个字“利、力、理”。利是利益，力是力量、实力；理是道理。这三个字的顺序不能摆错。一
个地区如果经济发展不正常，你今天讲大道理，明天讲小道理，那都是空的，讲半天也没有用。可是如果你把经济搞上去了，再来讲这些道理，人们听起来就会入心入耳入脑，就能接受，不然的话是不行的。过去这些年，我们讲了许多道理，但这些道理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我们的实力，大话、空话的色彩太浓。
珠江三角洲的企业在其发展过程中，吸取了我国40多年来企业办社会、社会办企业、搞平均主义、大锅饭的这个深刻的教训。它们的企业是基本不办社会的，它的工人、管理干部、资金，全都呈现在一种流动的状态之中，而不是凝固的、停止的。它们的企业大到几千人、小到几十人，诸如幼儿园、商店、邮局、小学这些基本上甩开不办，人员也处于流动状态之中。它不像内地一些大公司、大企业办社会那样，已经到了企业除了没有火葬场和监狱以外，社会上所有的福利设施都有这样一种程度。
王：珠江三角洲企业完全是按照商品经济的办法搞的，它的社会也是这样。商品经济一个最核心的问题就是分工与协作经常社会化，还有另外一点是经济核算，再者就是企业化经营。企业化经营的条件是独立核算等价交换，它包括成本、效益和资金周转等问题。可以看出，现在的珠江三角洲，其商品经济是相当发达的，分工也越来越细。一方面，许多社会的服务设施都社会化了，这使企业可以把产前产后的许多服务扔给社会，到头来“人人为我，我为人人”，从而实现最大的自我效益；而企业彼此之间也是“人人为我，我为人人”，它也从中实现了最大的效益。
田：这几十年来，我们已形成、习惯了有多大的官，住多大的房，有多大的特遇，坐多大的车，等等。但商品经济发展起来以后，就把这些带很强的行政级别意识，说严重点是带有很浓的封建色彩的东西给冲得一塌糊涂。比如在顺德，这么个县团级单位，却拥有全国两千多个县里面唯一的一家四星级饭店——仙泉酒店，这在内地是不可思议的，因为连内地许多的省会城市都不曾拥有。可是当顺德的经济发展到了这个程度，就需要盖这样的酒店，就有那么些人消费，来这儿住。其实，商品经济意识里透露着最强的民主意识。
这些年我们讲的行政级别意识实际上就是受计划经济影响的，造成许多东西都要保护，计划性保护使一批企业单位变得大脑越来越迟钝，胆子越来越小，手脚越来越僵化。而搞商品经济则不靠这些，商品经济说到底就是竞争，它就不讲那么温情脉脉。“尊老爱幼”这个词，如果不是从道德的概念上讲，而从商品意识角度去看，它是十分落后的一种观念。在商品经济中，讲的不是“尊老爱幼”，信奉的是“尊能爱强”。
与此同时，在珠江三角洲这片商品意识很浓的土地上，也产生了一代枭雄，一代豪杰，一代弄潮儿，他们不同于50年代的雷锋、焦裕禄，更不同于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王杰、门合，也不同于改革开放初期的步鑫生、马胜利等。他们是具有“大生产、大经济、大思维、大眼光、大动作”的一批“大冒险家”。这个词听起来好像有些带贬义，可是我认为，商品经济实际上就是有那么一种不可捉摸、不可预算、不可知的东西在支配着。这批新时代的冒险家，敢于按照“十三大”订下的总乐谱，扯着嗓子，唱出时代的最强音。这胆略，这豪气，这眼光，正是我们内地包括广州许多企业家所不具备，或是具备得不充分的。
王：正所谓时势造英雄。在商品经济舞台上冒出的许多枭雄，他们都是物竞天择，在现实生活中打出来的，不是封的，不是恩赐的。我想珠江三角洲所以能冒出这么些灿若群星的乡镇企业家，就是因为这里提倡了多年来不曾被提倡的冒险意识、建功意识、竞争意识，市场选择了他们，造成了他们，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也反过来开发了珠江三角洲，这也是商品经济一个最大的功劳。
田：还有一样，就是珠江三角洲人的“杂种意识”很强。“杂种”一词在中国历来都是极为难听的，而珠江三角洲这些年之所以能够崛起，却正是得益于此。它利用别人的脑袋，利用别人的钱财，利用别人的经验，利用别人的市场，结合自己的人缘、地缘优势来壮大发展自己。
我们过去在采访中见到过许许多多的北方村长、镇长，他们跟你在珠江三角洲接触到的村长、镇长是截然不同的。珠江三角洲的村长、镇长见过世面，他们不同于过去的农民，从田头到地头，从地头到炕头，就这么几头来回转，活动的范围不超过方圆5公里，知道的东西不外春夏秋冬，什么时候会下雨，什么时候该播种，什么时候该收割，再就是管管村里的婚丧嫁娶，当个司仪。珠江三角洲的干部，他们一年中收到的信，一年中打向国内国际的长途电话，周游列国在飞机上飞行的小时，在火车上度过的钟点，都超过了内地一个村，甚至一个镇的人的一辈子的总和，他们的见识、交游是很广的。他们不太迷信，不容易被某些东西所吓住，也不太会被某些东西所迷惑住。他们能够结合当地的山山水水、结合当地的人缘，来发展当地的商品经济。在这点上有的人又不理解了，说这是见到绿灯快快走，见到红灯绕着走，没有灯就摸着走，认为这是种不听话的表现，但从另一外角度来讲，我说他们恰恰是听话的，他们是小话不听大话听，听的是十三大报告“大力发展商品经济”的这句最大的话。你说一个国家那么大，一个政策颁布下来，它不可能可钉可铆，跟所有情况都吻合，总会存在一些差距。太阳在中国天空上走过还要好几个小时呢，更何况一个政策。
珠江三角洲的许多企业之所以能由无到有、由小到大、由土到洋、由占领国内市场到占领国际市场，它的这种“唯实”精神，是很多人都不敢做的。一个人唯实不容易，另外建国几年十年来，在“反右”、“四清”、“文革”当中，有一批人被整、被收拾，其中有的人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坚持了真理，坚持了实事求是而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这种影响不能说现在已经没有了。所以我认为珠江三角洲人最可敬的，就是这种务实、求实精神，守法不守旧。照办不照搬。
王：当这些所谓农民走向全中国甚至走向世界的时候，他们所能捕捉到的机会就越多，机会越多，成功的可能性也就越大；成功的可能性越大，竞争能力越强；竞争能力越强，企业才能顺利地向前发展，越来越有实力，越来越壮大。比起内地那些只活动在方圆5公里内的农民来讲，他们的成功机会要多上十倍百倍甚至千倍。这是商品经济的威力。只要坚定不移地发展商品经济，就能使每一个人找到自我，充分释放自己的能量。
商品经济的发展，它能彻底地解放生产力，实践已经证明了这一点。但有一个问题，到现在还在争论不休，如果不解决好的话，珠江三角洲的成功还只能是一种特殊现象，还是不能得到承认和推广的。这就是“商品经济的盲目性”问题。
田：孔夫子当年周游列国后，提出了一个考察一个地区、一个国家的最高政治经济文化标准，即两句话六个字——“远者来，近者悦”。意思是说，远处的人都往这儿跑，近处的人不走，而且很高兴。如果套用古人这句话，珠江三角洲现在正进入到了这种意境。
已故的原《南风窗》副总编谭启泰后来是这样评价这次两个小人物的对话的：两位“九段”在珠江三角洲的擂台上对垒，新观念、新提法、新思路、新火花层出不穷，源源不断；南北反差、城乡区别、今昔对比、中外比较，左右逢源，旁征博引；政治经济学、哲学、社会学、史学，融会贯通，相互映证，把一个错综复杂扑朔迷离的“珠三角”，如庖丁解牛一样条分缕析，又上升到理论高度，立体而又鲜明地树立在成千上万读者的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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