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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中央领导批示同意下达的《关于减少领导同志过多事务性活动的建议》要求：大力压缩和改革各种剪彩、奠基，首发式、首映式活动。今后除在国内外具有重大政治影响的项目之外，各地各部门不要组织各种剪彩，奠基，首发式、首映式活动，并从严控制和压缩所属单位组织此类活动；确需组织的，要力求节约，并在形式上加以改革，例如，剪彩可用彩线，纸带代替绸布或采用其他简朴的形式。
严格控制邀请中央领导同志参加表彰颁奖仪式。党政机关举办的表彰颁奖活动应体现其严肃性、权威性，应有严格的标准，并加以控制，既不能过多过滥，也不能随便提高规格。该由哪一级表彰就由那一级出面，该在什么范围宣传就在什么范围宣传。中央领导同志一般不出席部门或地方的表彰颁奖仪式。
严格执行邀请党中央、国务院领导同志出席会议、活动的有关规定。今后，凡是部门、地方举办的会议、活动确需中央领导同志出席的，必须严格按照规定，由省、部机关办公厅报中央办公厅或国务院办公厅办理。
改进领导同志参加会议、活动的新闻报道。对领导同志的内事活动的新闻报道，要从实际需要出发，除由中央组织或中央批准组织的有重大影响的会议和活动，中央主要领导同志下基层的活动，可经审定进行报道外，中央领导出席部会议和活动，一般不作报道。宣传报道的内容要改进，重点应放在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国家的建设成就、先进人物事迹等方面。不要把领导同志出席作为报道与否或报道规格的标准。应减少一般性会议、活动的报道。
地方领导同志出席会议、活动也要从实际出发，不要层层效仿。不要把地方领导同志是否出席本系统的会议、活动作为地方重视某项工作的标准。
世界上许多事情充满了玄机。有些话，一听就明白。有些话，一听就听反了。还有些话，不经过时间的冲刷，不知道那句话的份量。旁征博引那是读博士人干的事，引经据典那是学究的乐趣所在，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清晰化、大白话那是政治家干的事。政治家就是几句大白话，没有修饰，没有形容词，没有过渡，没有起转承合，有一说一，有二说二。
这次，邓小平没有明说。没有明说，也就真有人没有听明白。一个退休的87岁的老人，会在乎那些电视会议吗？会读那又臭又长的文章吗？弦外之音，肯定不在此。时间最能让一些事物露出本相。
专列沿着京广线，出武昌，进入湖南境内。绿皮车一路奔驰，像一排移动的杨树林，与周围的色调越来越接近。窗外掠过一片片浅绿、深绿、墨绿，水牛是黑的，池塘像镜子，田野里有很多劳作的农民，南方的农民要比北方的农民勤快、辛苦，南方的土地要种二季到三季，北方只种一季。北方人有腊冬、躲冬，南方人没有这个概念。
邓小平从专列的书房里踱出来，深切地看了大儿子一眼，问道：“胖子，喝水了吗？”
邓朴方笑了笑回答：“喝了。”
邓朴方自从下半身截瘫后，就尽量控制喝水，每次上厕所，都像参加一次马拉松比赛，漫长，难熬，宁肯渴也不喝水。
邓朴方是1944年出生，二岁时，还未起名，因为长的胖，都叫他“胖胖”。1945年10月，晋冀鲁豫军区司令员刘伯承、政委邓小平在涉县赤岸村，共同部署平汉战役的作战方案。那时，刘伯承的大儿子已7岁，起名刘太行。
一天，卓琳对邓小平说：“咱们孩子都两岁了，总叫胖胖也不行呀！该给孩子起个名字了。”
邓小平想了想，说：“胖胖也出生在太行，我们也给他起个‘太行’，叫邓太行吧。”
“不行，不能都叫‘太行’呀！”卓琳不同意，转身对刘伯承说：“司令员，你的儿子占了我们的名字，你得给胖胖起个名！”
刘伯承笑着说：“这是政委的事情，与司令员没有关系。”
邓小平不以为然，说：“谁都知道刘、邓不分嘛！你就给起个吧！”
既然政委要求，刘伯承就笑眯眯地答应道：“那好！”
刘伯承一边把胖胖叫到跟前，一边让夫人汪荣华把桌子上写的几个字拿过来，说：“我刚才写了朴实方正四个字，这孩子生得正是朴实方正，就叫‘朴方’好不好？”
邓小平和卓琳听后都异口同声地说：“好！很好，就叫朴方吧！”
知子莫如父。
邓小平知道邓朴方的心事。
1968年，邓朴方年方24岁，正值文革血雨腥风。他作为当时中国走资派二号人物的儿子，首当其冲受到迫害。他从北京大学物理系教学大楼三层的一个窗口跳了下去。重伤后，他失去了健康。直到1980年，经过美国骨科学会主席马克斯博士的积极联系，国际骨科界著名的脊椎柱专家、加拿大的阿姆斯特朗教授为他植入钢盘铁骨，他重新坐了起来了。几年后，坐在轮椅上的邓朴方，领导筹建了中国第一座现代化的康复研究中心。并在1987年12月27日在国家工商局注册，成立了中国康华发展总公司。自从坐了电动轮椅后，邓朴方经常说一句自我解嘲的话：我实现的总是第二志愿。他在北大读书时，学的是核子物理。那是他人生的第一志愿，做一个核物理专家，不知是否受刘少奇的长子刘允斌的影响，刘允斌学的也是核子物理，而且已经担任了二机部202厂第二研究室的主任。
邓朴方留着寸头，他挑起了大旗，准备为中国5100万残疾人做点善事。他常说道：父亲是父亲，我是我。
邓朴方在《欣慰的回顾》一文中写道：做为残疾人，我已经度过了整整二十个春秋。是生活的实践使我深知什么是康复。七十年代初，我得知骨科专家陈景云教授曾经先后三次上书，要求建立康复医院。但在那样的年代里，这一建议是不可能被接受的。1980年，我接受加拿大阿姆斯特朗教授的治疗。手术后，教授要求我留在渥太华进行一段康复，这个建议无疑是正确的。但想到生活在祖国的几千万残疾人同样需要康复，我决心尽快回到自己的祖国，建立我们自己的康复中心。
回到国内，首先和我的朋友王鲁光讨论这件事情，彼此的心愿是共同的。于是我们开始着手谋策建立中国的康复中心。自此，我开始成为一名残疾人工作者。
邓朴方想为中国的残疾人办点事。但正因为邓小平是邓朴方的爸爸，邓朴方是邓小平的儿子，这是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有拉大旗做虎皮的，有通过邓朴方接近邓小平的，有混水摸鱼的，自然也不乏真诚地为残疾人干点事的人。在中国，任何一件事，只要亮出招牌，就有不同的干法，就有不同的说法，就有不同的看法，特别是像邓朴方这样有特殊背景的人物，更是议论纷纷。每个人都有一杆秤，但秤砣的重量都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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