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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神话与现实
有天从豆各庄回城到机关办事，在二楼楼道遇见市委第二书记刘仁，他问我：“现在在哪呀！”我回答：“在东郊豆各庄乡劳动。”他又问：“农村情况怎么样？”我说：“挺好的。”他笑着说：“不敢说真话吧！？”我低下头回答：“真的。”他没有再问下去，进办公室了。我后来听别的右派说：“刘仁当时曾说：“钟鸿算什么右派？”但谁能反对当时的强权？即使彼时我知道刘仁对我的看法，我也不可能向他说农村的真实情况了。
当年鼓吹的“三面红旗”是指“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报纸天天宣传“大跃进”使农业亩产万斤、十万斤，互相攀比夸大成绩，甚至说小姑娘可以在麦穗上跳舞。提倡违反自然规律的‘深挖密植’。我亲眼看到的深翻土地，是在1959年八月中旬的一天。
北京市委宣传部的在职干部到豆各庄附近开发“试验田”，部长们都参加了。只见已挖出一个很大的深坑，生土翻上来了。当时我想：移植大树恐怕也用不了这么深啊！
没日没夜地干，也成了“大跃进”的特点。每天天黑了收工，半夜又叫起来夜战，根本谈不到效率，出工人少，出工者也磨洋工。有次半夜被叫起后，说是支援邻社，队长领着稀稀拉拉的队伍开往他乡，走了十几里到了邻村的土地上，队长一声令下：“队伍排成一排，蹬锹深挖！”于是我们这几十个老实人就迷迷瞪瞪地踩起锹来，刚挖了十几锹，哨声又起，队长说：“排队转移阵地！”我们扛起铁锹又随队长奔赴另一个农村。到了另一块土地上的活茬是晚玉米地里除草。我进入角色不久，我身边的一个中年农民悄悄对我说：“歇会儿吧！”我抬眼一看，在黑夜的玉米丛中，闪着烟袋的火星点。啊！老实人也不“老实”了。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我不好一人干，也坐下来休息。看见地里有上茬遗留的玉米棒，我准备去捡，另一位农民说：“别拾！烂掉地里没事，你拾了就是犯纪律了。这是人民公社的规定。”一会儿他从别处给我拿来一个香瓜，他说：“这是地边长的，不是种的，吃吧，不犯纪律。”我接过这善意的乡情，擦了擦就吃，还真甜。
“食堂化”是公社化的另一重要举措，那年中秋我村食堂还真气派，八菜一汤，又有酒水。个个社员吃喝得乐呵呵，我也一分不交地随吃随喝，这样下去，山也会空啊！但我不能说出自己的想法，好心不会有好报啊！后来民间流传这样几句话：“家家烟筒不冒烟，铁锅献出炼钢铁。人人食堂去吃饭，干活不干全张嘴。大吃大喝显优越，哪知灾来都饿憋。”
工业战线上最突出的是“大炼钢铁”，为了“超英赶美”，全国城乡大炼钢铁，建立土高炉，到处搜寻铁器并不管不顾地拿走。回母亲的家听老阿姨孟奶奶说：“可了不得啦！街道里办事处的人上门收敛铜铁，你箱子上的铜拉手、铜扣差点让卸了，还是我将床单罩上，他们才没有看见。”。我说：“孟奶奶，你真好！”
孟奶奶原在女作家谢冰莹家中干活，谢去了台湾，她就到了我妈家。她能干又和善。她做的白菜芥末墩，其美味令我终身难忘。她十九岁当了寡妇，就靠进城为佣。赚的钱，也被两个侄子要去。她没有其他亲人，在我母亲家倒如同自己家一般，但究竟不是自己的家，她住在厨房外小东屋里。北京解放后，她对我说：“要早解放就好了，我也可以再找个婆家。”说着，她抹开了眼泪，我听了她辛酸的话，也很同情，可当时宣传新婚姻法时，她已经是六十开外的缺牙婆婆。按现在的思潮，九十的婆婆还在征婚呢，可那时还没有这风气。到文化大革命时期，用保姆是资产阶级作风，孟奶奶也就被红卫兵轰回无亲无故的农村老家了。听说没过两年，可怜的她，就永远闭上了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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