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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改正的右派突破50万人时，有人慌了，说：‘这样改，太多了！’父亲回答说：‘当年狠抓右派的时候，为什么就不嫌多！’
全国55万被错误对待的人们，终于熬过了20多年的凄风苦雨，从精神的炼狱里解放出来，从生活的煎熬中走了出来。他们喜泪横流，充满希望地走进了1979年的春天。”]
读了满妹的回忆文章,了解了胡耀邦为解放我们这些被冤屈的人已经呕心沥血了,我应该感谢他。
二、“泥土”又呈芳香
乾坤一转丸，日月双飞箭，
浮生梦一场，世事万千变。（摘句《元曲》）
“胡风反革命集团”逐步得到平反。我为之辩护的鲁藜一诗《泥土》也重新呈现芳香，可惜胡风被折磨得疾病缠身，他的有些朋友没有等到平反已受戕害而逝。
1955年5月18日经人大常委批准，以反革命罪逮捕胡风，胡风自觉无罪，苦待赦令，1957年曾赋诗表达他的幻想：
《拟出狱志感》
长昼无声苦度时，恹恹日影照风丝；
惊闻赦令双行泪，喜见晴空一色旗；
拾得余生还素我，逃开斜道葬歪诗；
牢房文苑同时别，脱却囚衣换故衣。
但他幻想中的赦令不但迟迟未到。按刑期，他当在1969年秋季服刑期满；可文革开始后四人帮在1970年将他加判为无期徒刑。
胡风身体和精神又受到重大打击，陷入绝望：“黑似漆前程黯黯，白如霜衰鬓斑班”，欲绝人寰，偏又自杀未成，精神错乱，严重贫血，曾晕倒在地。
四人帮倒台后，1976年底胡风被释放出狱。可在1977年春，他又被捕他入狱。直到1979年1月13日，中央电话指示要四川公安厅立即释放胡风，胡风这才从四川大竹县第三监狱出来了。这位被判无期徒刑的曾经满怀热情歌颂过毛主席的大作家，终于从冤狱里出来了。解放30年他竟有24年被扔进监狱。入狱时他正置壮年，出狱时他已经76岁白发苍苍了。他依然满怀热情地关心祖国文艺界的发展。但他和他的朋友没有被邀请参加1979年10月全国第四次文学艺术代表大会，这是经历多年浩劫后的第一次文艺界的大聚会。他那刚好转的心情又因此受刺激而精神病复发。
1980年9月29日中共中央发出76号文件《中共中央批转公安部、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党组〈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件的复查报告〉的通知》。通知中提到：“‘胡风反革命集团’一案，……中央决定，正式平反。”这是胡风和他的朋友梦寐以求的一份具有历史意义的文件。
同年11月15日，他为《文汇月刊》写文《向朋友们、读者们致意》，这是26年来，他第一次向广大读者公开表达他的感情，他的信念。在文中他依然对党怀着信念，他说：“我相信，党有这胸怀，也有这魄力，审慎而全面地检视一切历史事件，对任何人即使是像我这样一个渺小的普通劳动者，也定将给以公正的、符合历史的评价。”对1954年他上书30万言之事，从没有言悔。1984年，他回答一位香港记者的问题时说：“已经做了的事，我没有后悔。”
1981年胡风病情逐渐好转。作协恢复他的会籍，也被增补为全国政协委员，随后被选为常委。被补为中国作协顾问，1982年被增补为全国文联委员。
1983年冬到1984年夏季，他的创作又达到一个旺盛阶段。长达5万余字的《胡风评论集》后记，以平均一天两千字速度完成。1984年6月18日他参加了区人民代表的选举，他第一次为自己又有了“人民”身份而激动，为此，他写诗一首：
学园艺苑喜逢春，敢捧师心合众心。
立本开源兴四化，情投国是理求真。
《北京晚报》“五色土”发表，更是使他激动不已。
1984年12月29日，在北京京西宾馆礼堂，中国第四次作家代表大会开幕。胡风由他女儿胡晓风搀扶着他那劫后余生、摇摇欲倒的82岁高龄的身躯走进了礼堂，目光中时隐时现当年意气风发的神采。当年胡风集团的一些‘骨干分子’鲁藜、路翎、贾植方、绿原、牛汉、冀汸、耿庸、徐放、曾卓、杜谷等也都来参加了这次盛会。这是“胡风集团”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大聚会，1949年前，他们从没有这么聚会过，也没有意识到要这样聚会。有的人如耿庸、牛汉过去从未见过，也无通讯联系，平反后在北京才认识，他们只是一些文艺思想大致相同的文友，却曾全部被生拉硬扯地拉进了所谓的“胡风反革命集团”。
“伤心莫问前朝事，重上越王台，鹧鸪啼处，东风草绿，残照花开”胡风重新猛烈地燃起生命之火，写诗、写文，参加社会活动。
但究竟是夕阳西下，长期被摧残的身体，支持不了火焰的燃烧，他彻底地病倒了，再没有起来。1985年，他带着无限哀伤离开了他热爱的人间。
胡风，这一位对党的事业对毛主席无比忠诚的现代文艺理论家、诗人、文学翻译家。解放后六年被投入监狱，出狱后六年升入了天堂。噫嘻！平反、昭雪，怎能挽回文艺事业巨大的损失呢？！如今文艺事业在改革开放政策下，松了“紧箍咒”,可惜胡风再也看不见了。
三、劫后余生、寸阴寸金
年高的胡风尚且要“鼓起余勇，继续前进”，正处中年的我更应如此。
我抓紧历史进步过程中的给我剩下来的机遇，再努力为理想的事业再奋斗。
我被改正时的市委宣传部部长赵鼎新，问我想回原机关工作吗？我觉得在剧团从事写作更适合自己。后来任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的老同学李筠也曾征求我的意见，愿去徐悲鸿纪念馆或赵燕侠剧团任党支部书记否？还有一位老友孙祥凝与当时的外交部某部长同乡，想推荐我去当部长秘书，所有这些工作我都觉得不如写作更合我意，皆婉言谢绝，仍留剧团当编剧。
1983年我用一首诗表达了我追求理想的执着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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